看来在人生中，有时是难于抵御社会世俗影响的。良好的读书习惯，有时甚至还需要他人的强力进言追迫。对于自己这些作为，高一涵分析：
“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我因为我的天分不及你，我的求学的基础不及你，我的身体不及你，所以前几年虽然敢编《欧洲政治思想史》，近来简直又不敢执笔了。因困难而气馁，因气馁而放荡；我也知道这是宣布自己的死刑！”
由于胡适真诚态度的帮助，高一涵对自己思想的解剖，也来得格外深切，甚至直接说到自己因为没有建立家庭而去参与打牌、逛窑子的不良行径。当然，他也在为自己迎娶妓女为妻，建立家庭，作一点解说铺垫：
“我这一件事所以不敢告诉你，也有种种原因。她是读过书的人，只因受夫家虐待，中途离婚。（离婚书我已看见过）她因此无家可居，只得到北京来依她的表妹过生活。我看见她气质还好，所以作成此事。如果能相聚长久，或者可以终止我的放荡行为。因为没有经过长期的试验，不知结果如何，所以不曾告诉你。”
对于胡适对此事的开明看法，高一涵当然铭感于心：“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此话暂且终止，待你回京后再谈罢。”
说起来，胡适在当时的这种开明而进步的看法，是与他在国外留学，汲取新思想，形成健全的人生道德观念有莫大关系。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就用《美国的妇人》，对美国妇女自立的精神和态度，赞美不已，并希望以此唤起我国女子的自主意识。当年7月，胡适还写出一篇关于《贞操问题》的文章。此文对于民国时期还宣传的“烈女”、“贞妇”观念，对于颁布一种所谓妇女“节烈贞操”的《褒扬条例》等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我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一）贞操既是个人男女双方对待的一种态度，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须有法律的提倡。（二）若用法律的褒扬为提倡贞操的方法，势必至造成许多沽名钓誉，不诚实，无意识的贞操举动。（三）在现代社会，许多贞操问题，如寡妇再嫁、处女守贞等等问题的是非得失，却都还有讨论余地，法律不当以武断的态度制定褒贬的规条。（四）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五）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
胡适当时这样的看法，今天看来，或有逻辑不特别明晰，论说不够周全谨严的不尽完善之处，但他的基本观念，应该说是正确而有意义的。它们对于新思想、道德的建立，有着相当冲击力的启蒙价值。
最能表现胡适对此种事件看法的，当属1920年他接到一位学生信，问及女子遭到强暴后如何认识的回答。当年，一位姓萧的学生给胡适写信，说是自己一个亲密朋友的姐姐，在几年前曾被土匪掳去，后来虽被送回家，可家人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这位学生问胡适：“（1）一个女子被污辱，不是他（她）自愿的，这女子是不是应当自杀？（2）若这样的女子不自杀，他的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他的人格的尊严是不是被减杀？他应当受人的轻看不？（3）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减杀？应否受轻看？”面对这样直接并没有余地的问题，胡适的回答也一点不含糊：
“（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平心而论，他（她）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撞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胡适的这种直面回答，实在开明而现代，应该是道德观念上的大进步。在论述中，不仅说理恰当，而且比譬富有说服力，就在今天，胡适的论述仍颇有参考价值。仅就高一涵此事而言，胡适是在面对自己朋友的作为时，表达并实践自己的学说。从实际效果看去，确实给人以新思想的启迪和新道德的尊严。
胡适与高一涵，之后仍长期配合。对于高一涵，胡适完全以一个朋友身份，颇能直言。1924年9月，胡适还为高一涵发表《关于〈劳动周刊〉的几句话》一文，寄给高一涵一封措词比较严厉的信。信末有“我说的话不免太直切之处，但我对朋友的通信是从来不会作伪的，对你尤其不敢矫饰，想你能谅解。”这样看来，在胡适那里，高一涵还在可以直言的近朋友之列的。
后来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高一涵也去该校任教，协助其工作。胡适离去后，高一涵没有回北京，而选择了在南方从政。这段时间，他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后，他曾任职于南京大学，担任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还先后任南京市任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除任各种职务之外，高一涵还以《新青年》时期的前辈身份，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当然，与胡适的关系，此时已经非常敏感了，所以高一涵主要写作李大钊。一旦牵涉胡适，当然极力加以贬斥。时代使然，这也许难能厚非，可想到当时胡适对他作为的精神支援和勉励，总还有不是滋味的感受。这一切事情的表达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隔碍了，所以笔者试着记述出来，作为对当时创新者参与时代变革、进行思想启蒙的明证。通过此，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时代进步的步履，这或者还有相当的认识意义，是我们所以写作出来的一点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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