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胡适与高一涵、马君武、蔡元培、丁轂音合影
“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
1923年5月29日，正在南方休假的胡适，接到安徽老乡，也是协助他编辑《努力周报》的朋友章洛声的一封信。在信中，章告诉胡适，也是协办编辑工作的朋友高一涵，娶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当然，章洛声对此是不满意的。在信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不以为然”。
当天因为腹病，正吃药并请医生检查，到了第二天，胡适才有了时间回应这件事。因为高一涵就与自己毗邻而居，胡适担心自己不识字的妻子因此不乐意搭理高一涵夫妇，便首先给妻子江冬秀写了一封表达自己对此事看法的信。在信中，胡适希望她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还劝妻子应善待她：“他（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
胡适与高一涵，是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结识的朋友。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报到，“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胡适在当时给母亲信中提到的这位高君，就是高一涵。因为感觉还合拍，胡适考虑“俟拿到钱，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高一涵君。”不仅开始，之后数次迁居，胡适都与高一涵搭伴，或同居一院，或毗邻而居，不曾分开。这应当是他们友谊的一种见证。
不仅因脾性相投，居安无事，胡适与高一涵还在学术和事业的发展等方面，结成了相互可靠帮助的朋友。1918年，著名的《新青年》杂志改为责任编辑制，高一涵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并轮流主持该杂志的编务；1922年，胡适主编《努力周报》，高一涵亦参与编务。在胡适提出著名的“好政府计划”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章后面，高一涵也与蔡元培、李大钊、梁漱溟、丁文江等一同签名，成为提议人之一。由于同住或毗邻，胡适到外地去时，一些信件也多由高一涵帮忙料理。高一涵曾去日本一趟，他的教职等问题，又由胡适来处理。这些在他们的往来书信中能看得很清楚。应该说，较一般的同住邻居关系，胡适与高一涵，还因为志趣较为相投，成了相知的朋友。
在收到告知高一涵情况的书信时，胡适已经与高在一起同住有六年之久了。不仅朋友，即使邻居，在一个院子里，也可说是极为熟悉了。因此，胡适才赶紧给夫人写信，希望她能够以较恰当的态度对待高一涵夫妇。对于高一涵本人，胡适也希望能尽到一个朋友的作为。在给夫人写信之后，他又给高一涵写去一信，力劝高一涵在娶到新妇人之后，应该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这些话，即使对朋友，也是很言重的，所以胡适又十分恳挚地补充：“我常常想着怡荪。自从怡荪死后，我从不曾得着一个朋友的诤言。……如果我有话在肚里，不肯老实向你说，我如何对住你，如何对得住怡荪？……”
信中涉及的怡荪，是胡适及高一涵的共同朋友许怡荪。他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时，与高一涵同学。他与胡适是老乡，安徽绩溪人。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任国文教授时，因患流行性感冒后转为肺炎逝世。胡适在年轻的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生活散漫，甚至打牌，喝酒，叫局，许怡荪常常直言规劝，鼓励胡适求学，给了胡适积极地帮助。他逝世后，胡适为他写了一个小传，还写了诗歌《许怡荪》表达怀念之情。现在，胡适感叹他死后“不曾得着一个朋友的诤言”，并以此来申说自己对高一涵如此言重的理由。
在此之前，高一涵曾到日本居留过一段时间，为要面对任职大学的要求，他购置了两百多册书籍，又借助图书馆，编成了一部《欧洲政治思想史》。（2007年曾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后来由于没有安家，过着一种“浮游的生活”（见1920年致胡适函）。所以此时胡适便在信中，劝其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
接到胡适这封语重心长的信，高一涵内心非常感动。他立即给胡适回函，对自己娶妓女为妻以及赌博等情况，向真诚朋友吐露心迹：“适之兄：来信使我感激到十二分！我生平已经过三个垂危的时期：（一）辛亥后在安庆教育厅就事，再无读书的志向；后来刘希平迫我到日本去，所以又走进求学的大门。（二）我在日本拟学习日文，把英文完全放弃；后来遇着章行严（按：即章士钊）一谈，使我闭门读了半年英文，至今才能勉强的看英文书。（三）到北京后治政治学很有趣味，所以又稍稍的读点政治书；这几年又因为放荡的结果，差不多又把以前的读书兴趣不知不觉的隔开了。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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