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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精神为吴晗喊冤，被批斗、关牛棚

梁方仲对国家对社会内心炙热的关怀，从来没有用文字表露过，但他用毕生的研究，证实了他对学术忠贞不二的大知识分子身份。

从为人上说，梁方仲先生堪称模范。他出生官宦世家，但他对名利看得极淡，对政治不热衷。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智慧。

但他对朋友绝不冷漠，甚至敢为朋友深陷政治泥潭。在吴晗最艰难的时期，他是少有的敢为吴晗喊冤的人。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能够顶得住政治压力公开支持吴晗，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吴晗，他被打成“吴晗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关进牛棚。正是梁方仲在为人上的单纯，造就了他的学术成就，或者反过来说，或许正是因为他对学术的投入影响了他的为人。

从学术上说，梁方仲先生虽然选择了明代赋税制度为一生研究的切入点，但他在学术上的根本关怀，是要去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演变逻辑，并将这种解释投射到现实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怀上来。甚至可以说，关怀中国历史文化、关怀中国现实社会，才是他一生的根本志趣。他明白自己的个人力量局限以及学术研究从小处着手的道理，所以他选择了从最艰苦的农村调查、资料搜集开始，从一个个小问题开始，进行最踏实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达至化境之时，他才将它们一一展开。但是，如果我们翻阅他生前未发表的大量日记、手稿、读书札记，就会发现梁方仲的阅读领域不仅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对文献版本、哲学思想、科学技术都有不少涉猎并有不少独到见解。根据其子梁承邺先生的回忆，梁方仲先生对诗词文学同样有广泛爱好。很明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大量阅读，一定培养了梁方仲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怀以及对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兴趣。

刘志伟、陈春声二学者将梁方仲的学术成就归结为“经济学理论素养、历史研究功力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三者交织而成，同时，又总结为社会科学方法上的良好训练和诠释文献的传统学术功底。事实上，这样的总结，我们在与梁方仲先生同一时代的许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一出生即处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痛苦转型中，期间伴随着家国变故、朝代更替、内战外战，在各种思想力量的激烈交锋下，他们的思想时常经历着幻灭、重建再撕裂的痛苦循环；他们都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有着国外求学、游历的经历，他们面临着既要解释传统中国，又要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双重学术任务，这样的双重任务注定了这一代学人将成为旧学术体系的集大成者或者新学术体系的开创者。

我们将这一代学人身上的这种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归结为“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既需要陈独秀那样的深度介入政治的领袖，也需要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需要梁方仲先生这样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学者。梁方仲对国家对社会内心炙热的关怀，从来没有用文字表露过，但他用他毕生的研究，证实了他对学术忠贞不二的大知识分子身份。

古今中外很多人试图去概括知识分子精神，比如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然而，这两句话虽短，能够真正坚持的又极少，仅仅名利一条，就不知让多少才子学者在现实面前折戟沉沙，更不用说在时代变幻和政治压力面前坚持真理和治学的独立。好在，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让我们内心生起无穷的敬意。

梁方仲就是这样的人。

【学人名片】

梁方仲(1908-1970年)，祖籍广东番禺县黄埔乡南约荣西里。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908年7月19日)出生于北京。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他也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而其论著《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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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朱迅垚

(感谢梁方仲之子梁承邺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