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梁方仲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办公室工作。

梁方仲著作

梁方仲

梁方仲著作

他是出生名门世家的公子，但他一生与政治绝缘，选择了最寂寞的学术研究为毕生事业；

他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一条鞭法研究，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他一度成为史学界的边缘人物，被人们遗忘，但他的学术思想不但重新成为主流，更历久弥新，成为当代学界许多前沿研究的出发点；他从没有老去，因为他的学术和思想仍然在影响当下；

他就是梁方仲，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

梁方仲晚年曾于病榻题诗咏怀：“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典出《尚书·大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孔安国传：“我周家为天下役事，遗我甚大，投此艰难于我身。”)他借用此典，表达自己的为人与学术志向。他一生坚持的“迂腐”，造就了他当时的寂寞。

本期《世纪广东学人》，试图让读者了解梁方仲的寂寞和“迂腐”，了解他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不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自作聪明地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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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政治“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解决一时问题”

梁方仲出生时，在刑部提牢任内的父亲刚刚升官，高兴之下命其名为“嘉官”，意即企望他加官进爵，光大宦门，但后来他拒用此名。他曾对其研究生说，“想当官就不要当我的学生”。

梁方仲先祖梁经国，是富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天宝行”创立者和行主。梁经国虽以经商发家，却不大希望自己的后人仍然从商。他重视子女们的教育，要求他们以读书科举仕宦为业。

梁家的发展也如同这位先祖的设计，此后成为广东有名的书香门第，连续三代都是翰林和举人。如果不出现近代的社会动荡，这样的世家也许还会延续下去，梁方仲也许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一生远离政治的大学者。

到梁方仲祖父这一代，已经处于清朝晚期。这时候的广东渐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前沿。作为广东有名的士绅家族，梁家也卷入到时代洪流中。梁方仲的祖父梁庆贵历任内阁中书、侍读，他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组织广东自治研究社，领导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

也就在收回粤汉铁路过程中，梁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家庭变故。当时，梁庆贵坚持商办，而时任粤汉铁路督办的岑春煊主张收归官；因政见分歧，梁庆贵遭到岑春煊的抓捕，并丢掉官职。这一仕途激变，对梁家打击巨大。辛亥革命之后，梁庆贵及梁方仲的父亲梁广照对政治局面更加失望，以遗老自居，拒绝任职于民国政府，转入教育界。

这段经历一定对梁方仲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仅亲历家庭的变故，看到政治丑恶，平时的家庭生活中也常常听先人提及官场的黑暗。种种经历，都让梁方仲对官场和政治没有好感。梁方仲出生时，在刑部提牢任内的父亲刚刚升官，高兴之下命其名为“嘉官”，意即企望他加官进爵，光大宦门，但后来他拒用此名。他曾对其研究生说，“想当官就不要当我的学生”。

梁方仲用一生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他对政治的态度。由于他在学界的声名，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政权，都邀请他担任大学或者学术机构的行政职务。除了实在推辞不了的“政治决定”，梁方仲几乎一直采取拒绝态度。

他的恩师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中科院副院长)一度邀请他去北京商议当时新成立的科学院的筹备，他最终也没去。好不容易做了个中山大学经济系的主任，他也不大热心搞行政。

对党派政治，他也是游离态度。解放前，国民党曾经强迫他入党，解放后，共产党都也极力邀请过他入党，他拒绝了。民主党派不少人，包括他的好朋友吴晗，也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也没什么兴趣。他其实是不愿意有组织束缚自己，自称“做惯乞丐，懒做皇帝”。

梁方仲对政治的态度，一方面与他的家庭经历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热衷政治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副作用，既浪费大量精力，缩短学术生命，又可能会因为政治影响学术独立，这是他的一贯观点。

1957年反右时，他在当时又红又专的大环境下竟然公开提倡“粉红论”。所谓的“粉红论”，大意是说：我就不追着形势跟你们比赛谁更红谁更专，能跟得上形势就行了。

他被人所熟知的是他有名的“三怕”：怕开会、怕听报告、怕参加政治运动。他又说，“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因为这些证据，1958年掀起的“拔白旗、树红旗”运动中，他被树为“只专不红”的典型，当被质问他所说的“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解决一时问题”的含义时，梁方仲竟然作了这样的回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出版至今不下读者千千万万，但出版不到二十年，便要重新改版。《资本论》第一卷读者不及前者多，但出版九十年，虽然也有数次修订，但基本原则颠扑不破。”(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个回答再真诚不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迂腐得可爱；与那些批斗者讲道理，梁方仲的书生气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