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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志向“明代赋役制度世界权威”

以农村为学术研究的空间起点，以古代为学术研究的时间范畴；从农村出发，从中国古代历史出发，探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幽深机理，最终以现代学术体系为参照系，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这就是梁方仲学术的志向和学术的方向。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想、新文化影响逐渐扩大，梁方仲也受到这一新思潮的浸染。他北上北京求学。1921年秋前往其诞生地北京，1926年9月，梁方仲考入清华大学，始读农学系。不料只读一年，该专业被取消。为了打好外文基础，他先转入西洋文学系，念一年后再转入经济系。1930年毕业，继入清华研究院。1933年研究院毕业，得经济硕士学位。1933年冬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了学术生涯。

这一段简历颇有意思，大致描述了梁方仲早期求学生涯的思想轨迹。虽然梁方仲为人温文尔雅，颇具儒家教养，但他骨子里具有对传统的叛逆精神，这是当时进步青年的潮流。等到他进入大学时，西方学术体系已经较为完整地引入中国，他的整个视野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他看到了一个他祖父和父亲都不曾看到的学术世界，激发了他毕生的学术兴趣。等他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决意要在学术界有一番作为。

既然有了坚定的决心，他就开始思考自己学术的方向。进入农学系并不是盲目的选择，而是梁方仲治学的兴趣所在。他认为，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近代政治经济仍然发端于传统农业社会，因此，研究现代政治经济问题需回溯传统农业社会。这种选择一方面源于梁方仲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与当时学术界的潮流也很有关系。

上世纪30年代之后，经过民国二十年代学术的发展，偏重于宏大叙事的中西之辩论、现代与传统之争已经不仅仅停留于思想史、文化史。随着西方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逐渐引进，当时的学人已经告别了属于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的思想启蒙年代，进入了对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细分化的学术研究阶段。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多数奠基于这个时代，包括新史学的梁方仲、吴晗，社会学的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人口学的马寅初等等。这批新锐学者认识到，中西之辩，现代与传统之争，不能仅仅靠文学家的笔头争吵，也不能完全靠创造宏大哲学体系自说自话，必须以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去寻找中国数千年社会运作的奥秘。他们发现，前人所有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在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不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只有先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才能进行辨证性取舍。如何解释？他们意识到，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乃至经济方式，大部分源于中国农村。农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及其层层递进，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和伦理秩序几乎都发端于此。虽然时间已经走到要求推倒传统的民国，但传统还在隐秘地支配现实的中国，甚至很多现实中所谓打着“现代”旗号的政策，其实就是历史的变种。

梁方仲很早就意识到，在西学的观照之下，传统中国有着大量的研究荒地需要去开拓。

这就是梁方仲为什么选择农村作为研究起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想进入农学系的原因。后来农学系取消，梁方仲只好选择了经济系，但是他在经济系乃至之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的，主要还是农业经济。实际上，他毕生的研究都是以明代田赋史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以农村为学术研究的空间起点，以古代为学术研究的时间范畴；从农村出发，从中国古代历史出发，探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幽深机理，最终以现代学术体系为参照系，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这就是梁方仲学术的志向和方向。

在明确了自己的学术志向之后，梁方仲要进行更细化的学术选择。按照他的学术思路，现实的财政经济不可避免带有过去的影子。中国古代的财政经济基本上依靠农村田赋，所以他决定以田赋制度作为研究农村经济的切入点。民国时期的田赋制度，实质上就是滥觞于明代的一条鞭法。于是，梁方仲决定从一条鞭法入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

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学者很多，只有到梁方仲，才真正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并且作出精深的研究，只有到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这一领域才有了一个基本框架。他的研究不但一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中得到承认和重视，甚至他提出并探讨过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最前沿研究的出发点，“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何炳棣语)的称号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