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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看书，从无娱乐活动

朋友送他一个外号，叫“张文昏公”，他也不抵赖，自号“素痴”。

大抵天才只钟情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对其他俗务则漠不关心。在俗人眼里，则少了很多生趣。张荫麟终日看书，从无娱乐活动。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向朋友借哲学书。朋友建议病中休养，不宜费神，要看书不妨读小说。他却说从不读小说，看哲学书等于看小说。在美国念书时，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文学很轻浮，尤其是对电影有着抵触情绪。有几次适逢假日，几个同学一同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同学们买了电影票之后都进去了，但他却执意不相随，宁愿在影院外面等候。

因为读书太多，思想总是沉浸在书的世界中，张荫麟在大庭广众下往往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结婚后第二天出门拜客，回家时却误入隔壁邻居家。见到那家的主人，连忙道歉说“累您久候了”，弄得对方莫名其妙。过了好一阵，他才明白原来自己才是“不速之客”。类似故事发生太多，朋友们便送他一个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抵赖，也不愿意抵赖，因为他自号就是“素痴”，并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

张荫麟最大的爱好就是收书，所收之书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1937年春，吴晗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张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吴晗拗不过他，只好勉强答应。张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将书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吴晗去讨书债，张荫麟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摸了大半天，都不舍得。这种爱书、占书、赖书的书呆子劲头，倒是和孔乙己的“窃书不为偷”有些许相像。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当时他和吴晗在清华图书馆的研究室只有一墙之隔，于是成天到吴晗房里，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甚至忘了吃饭。有时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吴晗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吴晗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回道：“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但这清谈只是友好之间的学问相长，其实张荫麟极怕人世应酬，在专业领域，更是不近人情，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他指斥郑振铎文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批评郭绍虞“牵强附会，食西不化”；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张荫麟戏称，如果要写一本详尽的‘郭译浮士德上部纠谬’，恐怕篇幅会和译本差不多吧；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时称名著，张荫麟却举证确凿，认为其存在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而对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他也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胡适的老师“杜威老糊涂矣”。胡适直到晚年仍未释怀，曾经对儿子胡颂平说：“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但胡适也肯定张荫麟人是聪明的，史学眼光不错，有不少好文字，并预备将《中国史纲》看一遍。在张荫麟的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指出顾氏“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顾氏无法招架，终究没有作出回应。

除了这些严谨的学术攻错之作，张荫麟偶尔也会玩一下“酷评”。他曾经在《大公报》发表《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著作为装饰，以性别为其作品之商标”的“美女作家”极尽嘲讽，对冰心挖苦尤甚，说她们“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而所书写者，“皆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情感垃圾)。尽管文笔刻薄，连《大公报》编辑也认为“倘吴(宓)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但看看张荫麟的文字，想想当下如过江之鲫的“美女作家”，倒也可聊博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