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