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