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全家福，右起：父亲、李本人、二姑、祖母、弟弟、母亲。李说：假使能回到那时，该多好

1963年10月结婚照，李说，时有“秋英（夫人生于晚秋）不比春花落，愿逐星光永照君”之句，屈指近四十年矣

一家三口

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启蒙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关，尽管这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北京、香港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