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柏桦（中）与张枣（右）在孙文波（左）成都家中。

他回答说：“我觉得还是来自家庭。我也一直回想这个问题，每个诗人的诗肯定有一个来源。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诗人的诗都来自他自身。当然，从教养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来自于很多童年时的影响。

“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好几件童年的事情。比如说想起我外婆，她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就是白居易。她有一本白居易的诗选，而且是五十年代中国那批很优秀的老学者做的竖排选本。我还记得，当时她把它锁在装粮票和钱的柜子里，有空就拿出来读。她读这本书读了很多年，最后都被翻烂了。另外她还喜欢一个诗人，就是杜甫。那个时候我们家阶级情况不好，父母外放，外公、爷爷都是右派，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跟外婆在一起。她的情况也不好，被安排在一个汽修厂值夜班。她带我时我大概十岁，因为冬天比较冷，所以她常说，这个枣娃子晚上就像个热水袋暖着我。但我夜里不好好睡觉，老爱踢被子。有一天早晨起来，她就对我说，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这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句子。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她告诉了我。我一下子就觉得“娇儿”这个词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就呈现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就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变成诗歌？这句诗恰当地描述了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让我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这种愉悦是触及灵魂的切身体会，当然就激发了我对诗歌的追寻。

“另外，我们家所有人都很爱诗，有时候相互开玩笑时都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啊。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吧，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当一个诗人，但就觉得诗歌很厉害，它让我开悟，而不只是知识性的发蒙，因为有诗歌，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被照亮了。我们的日常性动作因为诗歌的阐释，就变得不一样了。此外，我爸爸是个诗人，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一会左，一会右。在我懂事的时候他还在写诗。他是学俄语的，他常常用俄语给我朗诵诗歌。从我爸爸那里，我了解到普希金，这使我很早就有一个观念：普希金和杜甫是一样的，人类的诗意是一样的，对诗意的寻找，才是人类最高兴的事。”

张枣以长沙话背诵古诗，在友人中堪称一绝。他背诵时，摇头晃脑，似乎回到小时侯那背望天书的状态。他喜欢李煜、周邦彦身上的那种享乐和颓废的气息，也常常向往《世说新语》中孙登式的寂寞之啸。喜欢罗丹、里尔克写出的物的纯粹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