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追回的战国渔猎宴乐纹铜壶

日方被迫还书

根据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档案记载:1946年2月中，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看到了该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接着又陆续在其他书上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嘉业堂藏书印等。经过我驻日代表团的深入追查，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搜获了两万五千册古籍。另外，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一万册珍品。

真相这才大白。日寇占领香港后，日军把看守冯平山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他们盘问了馆长陈君葆很长时间,始终不信那110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馆长承认是古物不可。

此后，又有三个“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鉴定那批书。1942年2月2日，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的指导下，他们运走了该馆所存图书。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中央图书馆的这批书，辗转交到帝国图书馆，由该馆委托版本目录学者长泽整理。战争结束时，为了避免美军将帝国图书馆连带这批书一并接收，长泽挑出了一万册精华善本，送到乡下一位村长家，在土窖中隐藏起来。

“驻日代表团查明真相后，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部归还，共3286部，34970册，于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到底是谁发现了这批书？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自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

还有一说是，这些书为上海戏剧学院创始人顾毓琇所发现。

记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这些书是被驻日代表团侨务专员刘增华发现的。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中，有一份刘增华呈交外交部的电报，大意为:1946年元月，教育部嘱有关部门代为查找中央图书馆流失善本一事。后经刘增华专员四处奔走，终于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发现了这批书。

不论是谁发现的，幸亏这批书不仅加盖公章，而且登记造册，有据可查，并分别经过了几次清点，账目非常清楚。否则，日本怎么会轻易吐出嘴里的这块肥肉？

王世襄抵达东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存在代表团的10箱书，也就是从伊势原地窖中起获的珍品运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