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史被迫献宝的字据

“侦探”东京折戟

1946年5月13日，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曾经通令全国，没收劫自我国的文物。但他们却狡猾地将所劫文物的时间点，规定为“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驻日代表团当即指出，中日战事自“九·一八”起，要求归还被抢劫的物品，也应从 “九·一八”起算。不过，盟军总部对此却未表态。

此后，日本政府虽奉命调查，但“多系敷衍了事，结果不是说遭毁灭，就是说调查无迹踪”，对此，“盟总既无进一步之办法，又照例不准申请国径向日人追究或调查”。有了这些限制，所丢失的文物基本是收回无望。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想起在国内当“侦探”，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

来日本以前，他是平津地区的“接收大员”。这位官老爷不坐办公室，而是混迹于古玩市场，四处和古玩商们“闲聊”，果然得到了重要情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王世襄立即到他的公司去暗访，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

随后，王世襄又逼着罗越跟自己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当场对质，令其不能抵赖。看着杨宁史张口结舌的样子，他别提多得意了。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正式“捐献”。

在东京，王世襄也想出去碰碰运气。他谋划着，先从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下手，挖出中国文物的线索，等拿到证据，再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偿还要求。

一天下午，王世襄到该机构“套瓷儿”，这里的两位负责人，一个郝利斯，一个谢门李，恰好都外出了，接待他的是一个低级工作人员。

这个接待人员十分热情，带王世襄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足有十几个抽屉。王世襄看了几个抽屉，已到下班时间，其中内容多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于是约定第二天再去。

不料，第二天清晨，这个接待人员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说昨天犯了错误，不该带他看卡片，因此受到上级的责备。他怕王世襄还要去找他，特意跑来通知，今后若想到他们那里，必须履行约定手续，否则不予接待。

此后，王世襄几次通过代表团约定时间，都被美方托词拒绝。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流失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1948年，王世襄到美国，听说郝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文物归还了中国，他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