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

在调查中，“清损会”还掌握了一些重要文物被盗的情况: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突然失踪；宝鸡斗鸡台文物被盗三百多件；日伪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铜炮、铜灯亭等；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被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等等。

别看统计数字十分庞大，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私人藏品并未计算在内。

按照常理，别说是追讨数以百万计不知下落的文物，仅仅是接收日本归还的古董，也该由政府派个专家团队去东京，可民国政府竟连翻译钱都不想出。

1946年9月的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找王世襄商量说:“刚接到南京来信，‘清损会’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又不懂外语，必须带个翻译，这样便加大了编制。你懂英文，派你去如何？”

王世襄正值新婚燕尔，又刚接任了故宫古物科科长，不免面有难色。不过，要拒绝去日本探宝的诱惑，又实在不合他的个性。

别看出身官宦世家，王世襄从小就被戏称为“京城第一顽主”，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不但会玩，最后还都玩出了门道，强烈的好奇心和执著的探求精神是他的特质。

“抗战”胜利后这一年，王世襄为了找回那些流失在平津地区的文物，和古玩商打成一片，私下里明察暗访，不但过了一把“侦探”瘾，还屡立奇功，收回了几千件被日伪劫去的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为了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王世襄参编了《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被劫文物的下落，注明了的名称、尺寸、藏者、材料来源等。

“如果真正能从日本弄些我国的文物回来，倒也值得。”王世襄转念一想，便应承下来。马衡倒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嘱咐他说，在日本工作，如有可为，则可以多待些时日，如果无可为，不如早点回故宫工作。

临行前，“清损会”交给王世襄2000美元，说明此款包括差旅费、置装津贴、文物回国运费。就连月薪100元，也得从此款中支取。

194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王世襄作为追讨文物的“清损会”专员启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