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而流散书籍甚多，“同志会”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几天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决心挪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迁建中央图书馆的钱，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扶病奔走。

他们的工作“秘密进行”着，只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的名义来购书。凡值得国家保存的古籍，一概不吝价钱。为了购书，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这在他的《劫中求书录》中便有十分生动感人的记载: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时间，我为什么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自信于“狂胪文献”的事。前4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4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的文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外，我的时间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一分力的成果。在头4年里，我吸引了南北的书贾，救全了山西、平津、南至广州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我在购书，敌人也在购书，陈群、梁鸿志(日伪)也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挑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同志会”成立后的两年间，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们，为国家先后购得了江南著名藏书家——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蕴辉斋、风雨楼、海盐张氏、南浔张氏适园等一批珍贵藏书。用郑振铎自己话说，在这两年间，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论其“质”与“量”都是同样惊人的。

娇贵的图书，能在敌人的刺刀和太阳旗的阴影下留存，“同志会”功不可没。

“盖章”成为追讨关键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这么多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

自1941年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了。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地寄。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

恰好郑振铎有一文友是邮局邮务员，这个“内线”每天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的信件投入邮袋，以保万无一失。

够得上“珍本”、“善本”的2390部(约13000册)明刊本和抄校本，就这样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由在那里执教的许地山教授暂时收存，然后再伺机运往重庆或美国。

许地山为使得这批“无价之宝”安全稳妥地存放，托人代制了一百多个内衬铅皮、外围铁带的木箱，然后把这些古籍经有关人员核对、登记后装入箱内，共装110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