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藏书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收藏甲骨典籍的处所，汉代皇家已有了藏书阁和掌管藏书的官吏，春秋时期已有相当规模的私人藏书出现。藏书楼是我国古代收藏和阅览图书用的建筑，不仅收藏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是传播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上功不可没。

古代藏书楼又不同于近代图书馆，前者重在收藏而不重应用，且只为少数人所有，不向社会开放，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向国人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图书馆。在以后的维新变法中，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方案，并把建学会、开办图书馆等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戊戌变法”虽被扼杀，但新思潮已不可阻挡，清政府也不得不推行“新政”，采取一些改良措施。

宣统元年（1909年）执掌学部的清廷重臣张之洞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同年9月9日，清廷准学部之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它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国立公共图书馆的诞生，至今已走过整整百年历程。

图书馆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无论是文津街前的原北京图书馆，还是紫竹院旁的国家图书馆，无论是国子监中的首都图书馆老馆，还是华威桥畔的首都图书馆新馆，都常常令我流连忘返。在北京近代公共图书馆诞生百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浓厚的兴趣，查找资料，实地探访，力图梳理出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

从广化寺到文津街

艰辛创业的北京图书馆前世

后海现在是时尚的地方，但你知道吗，京师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最初馆址是选在后海边上的广化寺。

广化寺在后海北岸鸦儿胡同，创建于元代，临湖而建，高大的山门就在湖岸边，当时被称为京城八刹之一。元代以后湖面逐渐变小，寺前形成胡同，“鸦儿”可能就是“沿儿”的转音。广化寺明清时香火一直不断，明万历、清咸丰年间多次修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曾重建。

1908年，张之洞购得湖州姚氏和扬州徐氏的私人藏书抵京，即存放于广化寺内。京师图书馆筹建后，又将清廷内阁大库的藏书、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卷等调入，共有各类珍贵文献、善本等约10万册。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2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广化寺馆舍狭窄潮湿，不宜存放图书。当时这里交通不便，来馆阅览者不多。1913年10月便停止接待读者，筹划馆址搬迁。经多方考察，教育部议定新址设于原国子监南学旧址。

国子监在安定门内国子监街路北。清雍正年间，在方家胡同东段路北，为监生们修建宿舍和教学用房共计190余间，因在国子监以南，称南学。迁入“南学”后，京师图书馆条件有所改善，于1917年1月26日再次开馆，正式接待读者。1916年内务部规定，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须送京师图书馆一份收藏，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1928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馆舍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再次搬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居仁堂原名海晏堂，是慈禧时仿长春园中海晏堂所建，是一组仿西洋楼式的建筑群，专为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之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将其改名居仁堂，并在殿内接受百官朝贺，做登基准备。后冯国璋、曹锟等执政时都曾在此居住办公。1928年后，中南海改为公园，对公众开放，居仁堂成为图书馆的新馆址。1929年1月10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

当时在北海公园内还有一所北平北海图书馆，是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创办的。这个基金会是专门保管和处置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资金比较充裕。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于1925年曾商定两馆合并，并筹划建新馆，但一直未能实现。1929年南京教育部再次提议两馆合并。同年6月，教育部与基金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聘请马叙伦、陈垣、傅斯年等为委员，推荐蔡元培为正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由教育部加以聘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