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更或许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是以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繁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却又凸显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各个不同层面所扩散巨大的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钜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曾出现在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分边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总结钱穆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伸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所以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藉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迈向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或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是以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钱穆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做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