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又搬出当年陈源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发泄的对鲁迅的不满，说："陈源教授说鲁迅听人称他反对者为'文士'，笑不可抑，但当人们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又不笑了。"这一段文字，让我想起我的朋友北京学者张耀杰写过一篇有关青年作家高长虹当年与"世故老人"（高长虹语）鲁迅之争的文章，其中就谈到《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这件事。耀杰兄是这样说的：鲁迅奋笔写下《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不就高长虹公开提供的事实进行正面的答辩，反而拿三个月前的《狂飙社广告》大做文章："《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飙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云云……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这大概就是陈源教授之所以挖苦鲁迅"又不笑了"的来龙去脉，这是历史上一段有关《莽原》的公案。苏雪林显然没有今人张耀杰梳理得晓畅明快，鲁迅"又不笑了"这一句让人云里雾里，真不知说的是什么。

说起陈源教授，势必就要提及钱杏邨这个人。他们是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一文中最为推崇的当时批判鲁迅的两个重要人物。前者系北大教授，与王世杰、周鲠生、胡适等人合办过《现代评论》，后又当过武汉大学教授；后者即阿英，是一位左翼文艺评论家（左联中人）。陈源与鲁迅之间的分歧，是因为他曾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批评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的一场风潮，后招致鲁迅等人的驳斥；至于钱杏邨为什么要批评鲁迅，我孤陋寡闻，不太清楚，也未及查考。苏雪林认为"替女高师校长杨荫榆说公道话，陈源教授多说了几句，鲁迅骂他足足骂了半年"，陈源是忍无可忍，最后才给徐志摩写了那样一封信，诉苦复微词，"因此陈源教授这篇文章可说是反鲁迅的第一炮，是中国新文学史一篇最重要的文献"。陈的这封信后来发表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其中一个最尖锐的说法，就是"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这是今天我们在《西滢闲话》中可读到的文字，不再赘述。苏雪林却由此而加以发挥，继续对鲁迅的一生"加以疏解"，试图"得其真相"。

她为此又举出三个例子。第一例--当年俄国爱罗先珂来北京，看了北大几位爱好平剧的学生上演的几出戏，次日在报上撰文没说好话。这让几个学生感到难堪，在报上作出回应，大意是说，你爱罗先珂对中国文化根本不懂，是个"瞎子"，何必瞎批评呢？鲁迅与爱氏本是好朋友，于是写文章将这几个学生骂得狗血喷头，并引用一个日本故事"仇人已盲，杀之不武，抑且不仁"来说明对一个残废者的戏谑轻侮是最不人道的，也是最卑鄙的。鲁迅的这篇文章，其实并没有说错什么，苏雪林却要说鲁迅自己亦曾是这样的骂人，"像潘光旦缺了一条腿，鲁迅便在《理水》里号之为'拄杖先生'，顾颉刚头颅有点异样，他又称之为'鸟头先生'"。第二例--鲁迅在广州时，与顾颉刚闹了点意见，鲁迅以刀笔对他"毒讽"，顾氏声言要起诉他，"鲁迅一听'起诉'这两字，几乎笑歪了嘴巴。但顾氏本属一个忠厚长者，起诉他不过说说而已，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鲁迅自己却因北新书局版税问题与人最后闹到了法庭上，据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法庭上供称，北新每年付鲁迅的版税，有帐可稽，何从对他剥削？当时这件事在报端闹得沸沸扬扬，"遂有某文人计算鲁迅的版税，年达万元。在当时的物价，万元是何等大的吓人数字？鲁迅打这场官司，并未从北新多支版税，反而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实为失策。因为他从此不能再对人诉穷了，不能再对人说'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乳'了"。第三例--鲁迅虽然撰文劝人对同类不可太操切，可他自己又做得如何呢？苏雪林写道："他盘踞左翼文坛时候，痛骂'正人君子'不算，连与他毫无恩怨，只因同'正人君子'接近的胡适之先生也遭了大殃。他骂胡先生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伪学者'、'皇权的保卫者'，在抗日怒潮正高涨时，他又乘势骂胡先生为'汉奸'、'卖国贼'……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听了鲁迅这种话，胡先生生命岂不是危乎殆哉了吗？"苏雪林借这三个例子来证明鲁迅是一个"心理复杂"的人，虽然这样替鲁迅画一张文字像，"确不容易"，"但照我所勾勒的几根线条，鲁迅的嘴脸是怎样，想读者们已明白一个大概"了，苏雪林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