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苏雪林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我对苏雪林个人经历不甚了解，不敢确定。但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苏雪林这位曾经留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过大学教授，甚至被人称为文坛的"常青树"，她为什么要用半生来反鲁迅？两人之间究竟有过什么不可化解的恩怨，以致在鲁迅身后多少年仍要口诛笔伐？按照苏雪林1936年冬天对病中的蔡元培所说："鲁迅盘踞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她甚至还使用了"鲁祸"这个字眼。三十年过去了,苏雪林仿佛仍有一种焦灼之感。当年苏雪林在公开自己致蔡元培、胡适"反鲁"的信函后，本指望左翼重要作家中如茅盾、田汉、郑振铎、丁玲、胡风等人"站出来同我说话"，谁知"左派重要文人并无一人出面，只叫了一群喽啰把我千般怒斥，万端辱骂，足足闹了个把月，直至对日抗战发生，国人注意目标转移才罢"。如果事实正如苏雪林所言，茅盾、田汉等人当年没有回应苏雪林的这一态度可能有其他原因。但至少有一点，苏雪林的文字充满了胡适先生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不予理睬才可能体现一个文化人"修得善心"的正果，尽管这些人有时也"左"得可爱。

关于鲁迅这个人，不管在当时抑或现在，颂扬也好，贬抑也罢，其实都不妨碍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心中自有的那一番感受。不过，当我在阅读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所编上下两册《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时，且不论孰是孰非（当然有人会论），更不论其中的恩恩怨怨，我都不能同意"骂是可以区分的"这一说法，就像今天我们不应赞许苏雪林对鲁迅的"痛骂"一样。因此，再就鲁迅而言，他对这个世界批判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多少也存在某些不恰当之处，同样反映出在一种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基因"（任不寐语）；他的"启蒙思想"也有着"历史局限"，同样反映出一种缘于批判话语"本身固有的某种心理疗愈功效"（路文彬语），只是内心不满的宣泄而已；虽然他"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孔另境语），却同样反映出一种"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思维特色和语言特色"（邵建语）；这种文化生态中的不良倾向，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记取或慎待的，苏雪林就是其中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尽管苏雪林曾经这样问过自己："有人说你在批评鲁迅，何不用正面文字，从大处落墨，将鲁迅的文艺创作，学术著述，及他的思想提出来讨论讨论，像胡适之先生对你所建议者，嬉笑怒骂，只是徒呈论锋，实不足取。"可是由于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基因"，苏雪林挟"正义的火气"根本无法理智地驾驭早已失缰的马车，这既不"高明"，也不"深刻"了，或正如邵建所说，"偏斜于'动物上阵'的文化形态"，到头来，只剩下一种"骂"了。"骂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宽容异见"的具体表现，更是"独断与专制"在文化、思想上对人性的一种极大摧残。

虽然我本人也甚喜爱苏雪林早年激情充沛的《鸽儿的通讯》此类情感散文的"清纯明净"，却无法认同晚年苏雪林这些犀利狠毒、笔走偏锋的文字。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苏雪林说过自己一生两次大哭，一次为母亲病逝，一次为胡适猝死。可是胡适先生当年对她的善意批评早已成了"耳旁风"，曾经有过的"似有所悟"也已凋零、憔悴不堪。其固执可笑，心胸褊狭，以"刀笔自雄"而睥睨一时，如此大动肝火，悲哉，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