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文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文中说，这里的“行”，指行业，意思是说文人多没有正式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一九三○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来的新月派文人，一九三○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一九二九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一九三○年十一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一九三○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自然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一九三三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

这样理解鲁迅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近乎事实。

鲁迅一九三六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他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刻苦自励，艰难撑持，一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曾劝他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叶公超甚至提出愿意帮助他将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他婉拒了朋友的美意。他等待着，也盼望着，在新中国一展他的才华，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出版事业。

上海解放后，应当说，当时的执政者，对接收这个东方大都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人事上，都有别于内地的城市。有留学经历的陈毅出任市长，或许有其时势的必然，而选派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负有专责的文化局长，确实是周恩来事先的着意安排。可以说，在潘夏二位统战高手的操作下，只要没有大的罪恶、而有一技之长的党外人士，都得到了恰当的安排。

独有邵洵美是个例外。

不说邵氏先前无大过错，就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来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提议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仅这一功劳，也应当给予安置。然而，邵洵美将家搬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走，各方求告，还是未能如愿，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原因无他，只因为彼乃新月派的一份子，是鲁迅曾经痛斥过的“富家的赘婿”。当年在上海，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夏衍也确实有心成全邵氏，然而，面对如此局面，聪明过人的夏衍，竟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一九五四年，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夏衍才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二百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