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五月，家中有事，洵美提前回国。这年秋天，志摩与小曼婚后也来到上海。他们回硖石老家住了一阵子，正赶上北伐军进入浙江，乡下大乱，匆忙间又回到上海，从此在上海住了下来，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志摩北上教书。这五年，未必是志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却着实是洵美事业大发展的时期。

洵美事业的发展，与志摩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志摩长洵美十岁，比洵美出名早，此时已是新月派的领袖人物。洵美一直以兄长待之。凡志摩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常能见到洵美的身影。志摩发起组织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洵美积极参加，一度出任笔会的会计，资金方面，常帮志摩的忙。新月书店到了后期，维持不下去了，经志摩说项，洵美接手注入资金，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胡也频遇难，沈从文要送丁玲母女回湖南老家，没有盘缠，向志摩告贷，志摩手头也紧，转求洵美，洵美如数借与。正因为时常接济朋友，洵美当年在上海有“沪上孟尝君”的雅号。

要当孟尝君，先得有钱。洵美出身世家，本是二房的长子，伯父无子嗣，他一身而兼祧两房，等于是一人继承了两房的资产。如果说贾宝玉出生时嘴里衔着个灵通宝玉的话，那么，洵美则可说，出生时嘴里就衔着一个钱折子，上面不是三十万五十万，也不是三百万五百万，少说也在三千万，单位是银元。

有人说洵美是“纨绔子弟”，挥霍成性，把一份上好的家业捣腾空了。说这话的，有的还是当年受其泽惠的人。在这上头，中国人最是乖张，他要是不借给你钱，是吝啬鬼，是守财奴；借给你了又是二百五，是不谙世事的纨绔。看看洵美的传记，就会知道，这个人，既不是守财奴，也不是二百五，而是有经济头脑的人。至于借给你三百，送给他二百，实在是手头太阔绰了，不把小钱当回事儿。纵观他的前半生，他手里的钱，主要还是用于创办文化事业了。据统计，抗战前他就办过金屋书屋、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十一种杂志，即《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还不算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和《诗刊》。

关于这些刊物的作用，仅举一例就知道了。老画家黄苗子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新文学史料》二○○六年第一期）

最能看出邵洵美出版家胸襟的，是早在一九三○年就斥巨资，向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开办了时代印刷厂。这套机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征购，运到北京，成为印制《人民画报》的机器。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它都不落后。

以上是洵美跟徐志摩的关系，顺便也说了洵美在文化事业上的建树。

再说洵美怎么因文章惹下了另一个人。

此人是鲁迅先生。

在上海，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儿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萧氏食素），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活动结束后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因洵美的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于二○○六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的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