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才注意到团部前的广场上还有其他连队押送来的二三十个五类分子，都蹲在树阴下乘凉。大家都认识，但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头致意。十几名团部革委会成员走出来，就在我们面前讨论押送哪个"分子"去合适。听他们说，银川市召开的这场公审大会因为人太多，银川市革委会打来了电话，每个单位只准押送一个"分子"去"受教育"。古罗马的贵妇人沐浴时要男奴隶伺候，别以为这是贵妇人跟男奴调情，其实在她眼中男奴隶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时也会在羊圈前讨论先抓哪只羊开刀一样。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是俎上肉，并不是人，革命者哪会顾及到我们的感受。他们在讨论中能体验到一种可以决定人命运的权威感，所以有说有笑，边说边笑，连"铜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跃的民主的气氛。有人说叫这个去，有人说叫那个去，我听听都是长得有点讨厌的"分子"，与"分子"本人的罪名无关，并没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押送我的武装战士也就是"迷糊"不见了，没人把我押送回连队，在小题大做的团部革委会成员眼里，这就成了个问题，干脆，还是叫张贤亮到银川市参加公审大会吧。

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这些武装战士其实就是团部的农工，农场改制为军垦部队后，农工只要把枪一背，就摇身一变成了武装战士。他们先去找牌子，"文革"时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别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办公室去用张白纸写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

张贤亮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划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得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这样的牌子似乎也没委屈我，我还是乐意挂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在脊梁上试一试。一试，并不重，但铁丝略嫌短了点，牌子顶在我的脖颈上，可想而知原来挂的人比我矮。把铁丝接长后，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这时，战士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说公审大会人太多，这八个名额还是军代表争取来的哩。因为"铜像"事先已经关照过我，到银川也不过是陪绑而已，没什么可怕，在"牛棚"时我还给"铜像"陪过好多次绑。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额让给你们吧!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大伙儿笑完了，也把人选决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边天"，男的以级别高低往下论，排长班长都去，普通战士留下来。

于是，连我九个人纷纷爬上车，先不让我挂牌子，我找了个靠驾驶舱的拐角坐下来。带队的排长站在车头，"嘭嘭"!使劲拍了两下驾驶舱，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我们便向银川市进发了。《地道战》《地雷战》看得次数多了，说"咪唏咪唏"、"开路一麻斯"、"八嘎牙噜"、"花姑娘的有?"这样的日本话是一种时尚。

大卡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战士们意气风发地靠在三面车帮上，御风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颠了不久，我偶然掉过头一瞥，才发现紧靠在我身旁的是个女兵，她穿的绿色军装女裤不但没有系好纽扣，还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裤是侧面开口的，不系纽扣，里面的裤衩就敞露出来了，而这位女兵却连裤衩也没穿。不穿裤衩是农村人的习惯，并不稀罕，一则为了节省布料，二则也没有必要，西北农村人不论男女，晚上睡觉都是光溜溜地钻进被窝的，用现在时髦的话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没穿过裤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侧，给已经被激发起青春期骚动的我极为强烈的引诱。别人都站着，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与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时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肤不止"白格森森"并且细腻光洁，随着车身的摇晃时而紧绷时而松弛，表现出无比的活力与弹性。顺着腿部往上看，见到了她丰满的臀部，是标准的半月形，腰肢滚圆而挺拔，乳房高耸，乳峰还微微向上翘起。一身绿军装仿佛无法包束她内在的张力，不仅像充满气的气球那样鼓鼓的，并且具有一种不知它什么时候会爆炸的杀伤性的诱惑力。多年后，"性感"一词走上台面时，我才领会到多年前见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脸庞红润饱满，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远方眺望，一头齐耳的短发随风飘拂，如玉树临风一般。在那时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后附的《毛主席诗词》里，我发现毛主席描绘人物景物的诗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义，那就是"飒爽英姿五尺枪"，其余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观概括或水墨画式的写意。这时，我不得不叹服"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准确精炼。她靠在车帮上的姿态，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诗来形容更传神的了，她就是这句诗的形象化诠释，何况她身边真有杆"五尺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