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1949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1970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恋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积极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发动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闹。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人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善于称斤论两,国家别想占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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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贤亮 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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