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叔河的夫子自道

作为“被告密者”谈告密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告密最多。平时在一起的人，被斗了，被抓了，就把我告出去了。他被别人当成猎物追，他就告诉别人，另一个目标比自己更重要，想减轻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错误理解了当时的策略。“你坦白从宽多交待，可以从轻。”那是完全没有这么回事的。你交待的越多，你的罪越重。你检举别人，“他会跟你谈这些东西，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告？”但是有人没有这样清醒的头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自己反自己”，“《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以后难得再印。”都有人告密。

体制不改变，这种检举、告密是经常会有的。现在它叫举报，举报贪污，那很好。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文化方面的问题也这样搞，那就问题大了。需要这样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人。这种人有几种，一种是出于本能:“这个东西登出来大逆不道，这是周作人的，怎么能出呢？”这个还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有他的自由，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恨钟叔河:“钟叔河看不起我，骂了我，现在钟要出周作人，我就要举报钟，攻击钟。”其实他并不了解周作人，他甚至完全没有看过周作人的书，不过是拿这个事情当棍子———这种人的品质就坏了。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4期推出了封面专题《曾国藩家族》（上图），提到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这波热潮与钟叔河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下图为钟叔河选辑的《曾国藩教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