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之初，应该说是充满了热情。李锐和我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他那时候是《新湖南报》的社长。

我在报社的头两年还是很顺利的，我写东西比较快。后来我就在记者组，记者的稿子我先看一下文字，领导交待说，觉得哪些稿子好，就可以发，文字上可以改一改，修饰一下。但是我并不签名，也没有资格审稿，因为记者组还有组长。我做这些事很顺利，后来给我定的级别也比较高。

但到了1957年，办报纸越来越让人乏味，群众也不喜欢看报纸，说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我那时候到常德去采访，常德人休息时喜欢去茶馆坐坐，我想写一篇文章叫《常德的茶馆》，结果不让写。这时，地主早就被镇压了，戴了帽子，他不敢去坐茶馆，坐茶馆的是劳动人民，下了班，休息了，去坐一下。这时，沈从文又发表文章，周作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署名叫“长年”，我建议报社请他们写文章，也不行。

后来“反右”开始了，我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在开除了我，要我回家的时候，反右的负责人给了我一份材料，说你的错误比别人都严重，有人成为右派，是因为他有事情对党不满。你不是的，你没有涉及个人的问题，你的意见讲的都是不民主、不自由，民主集中制有问题，不必这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根本问题，所以你的问题特别严重。用他的话说，你错就错在有思想，有一整套反动的思想。报社的“反右办公室”编印了一本十多万字的《钟叔河右派言论集》，最重要的内容便是我自己写出来的48条，包括了我对自由、民主的观点和言论。我最初想不通:解放前我是个坚决反对封建和独裁的革命青年，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

抱着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目的，在被开除离开报社以后，我在做工糊口之余用心读书，主要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我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并设法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加以传播，结果，有人检举、揭发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又引来了1970—1979年九年的牢狱之灾。

1970年，我被判刑十年，因我解放前学过几天机械制图，到劳改队后，这里正缺绘图技术人员，便把我分到机械厂的绘图室里了。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帮我从职工图书室借来了《二十五史》，我一有空就读史。我深信，把无罪的人当作“反革命”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早已折磨得虚弱不堪，脊椎骨折、腰劳损、气管炎……在劳改队，偶然得见的潘汉年曾对我说，你还年轻。这话给躺在黑暗监房里的我增强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投身出版 力主新编《曾国藩全集》

1979年3月我被“提前释放”出狱，9月平反了。我不想回报社了，经朱正介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钟书先生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钱钟书先生要董秀玉领我去他家见面，建议我将总序和各篇序论（导言）印成一册，并破例主动为之作序。

解放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救中国，因为他属于过去一代的人物。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在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在文化工作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工作时间不长，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很活，是可读的。

另外，曾国藩他又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大量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编辑整理的工作。中国的旧文化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着现代化这么一个关头，要么本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代表人物，是不能不被研究的。所以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你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你要批判周作人，你就得看他的书，你不看他的书怎么就去骂他呢，也骂不到点子上呀。而且，你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1983年，李一氓为了“走向世界丛书”，让我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就从这一点出发，讲曾国藩的书必须要出版。后来搞国家规范，就提出把原来的《曾文正公全集》重新出版，我说那不行，原来的漏掉了大量的没有收集的东西，如果要做就必须重新编订，把曾国藩的所有资料都要全部收入。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刻本的《曾文正公全集》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重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不久后，我调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北京的会已经开过了，岳麓书社已经把《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一个学中文的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就发现那位同志更适合文学书的编辑工作，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编。唐浩明学过工科，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经过科学技术的训练，思想方法比较细密。我对唐浩明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在研究生阶段还学了文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责任编辑，负责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