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名人 与周作人的不解之缘

我从小就喜欢看周作人的书，从抗战前的《初中国文教本》看起，这是我哥哥姐姐的课本，里面收有很多人的文章。看来看去，觉得别人的文章初看很好，像朱自清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时间一长就没有味了。周作人文章和别人的不同，他的文章初看不怎么样，但是越看越有味，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上世纪50年代早期在报社的时候，到旧书店翻旧书，我见了他的书就买了。当了右派，因为看了《希腊的神与英雄》，他翻译希腊的神的名字都不用通常的译名，那时候他以“周遐寿”的名字出书，我却不知道他就是周作人。1959年，我给出版社写信，为什么希腊的神的名字这样写。那个时候出版社对于读者来信很重视，就转给了周作人。周作人给我回了信，说他是从古希腊文翻译的，名从主人，别人翻译都是从英文翻译的，它是希腊神，应该按希腊文读音用我们汉字直译。他这个主张，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因为学英文的是大多数，很多人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我就和他直接通信，和他联系，当然没有说我是右派，但说过我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购置比较像样的纸笔，也没讲我是板车夫，只说我在劳动，没有很多的时间和财力购书，他就给我回信、寄书给我，我不可能不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因为他毕竟是五四老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拉板车的。

当自己从事出版时，我就想把周作人的书都印出来，我认为印出来是有人看的，周作人的确跟日本人合作过，这个事情我们不很了解，有的人说有地下党支持，他也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的兴趣是他的书有文学价值，有文化的价值。我把周作人定位为文化学者，他的纯文学作品并不是很多。他谈科学，谈生物，谈妇女儿童，谈历史问题，各种问题都谈，他对人生、对文化的观点，我认为比较深刻。

上世纪80年代，当我可以确定选题出书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我又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他的原著多种。

当时出这些书有更大的阻力。湖南很多人反对，告状、告密，说我出了曾国藩又出周作人，偏爱汉奸，岳麓书社不出革命回忆录，老同志的诗不出。事实也正是如此，岳麓书社是古籍出版社，我只出死人的东西。我喜欢李锐，我也没有出他的书和旧体诗，因为李锐不是古人。为此，我还得罪了一位副省级领导，他拿他的一本诗稿让我看，我说我不懂旧诗，你的诗写得好，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出版，因为岳麓书社只出古人的东西，李锐同志的书我也没有出。这样把这个人得罪了。后来他写文章，说我“左”，说我看不起旧体诗，说我偏爱周作人，说周作人也不是古人，这一点他说对了。

1989年，我这个总编辑干不下去了，这不完全是出周作人书的问题。当时讲湖南出的书包括“三种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加上周作人。后来我才知道，幸亏有胡乔木看重周作人的文章，我才没有遭难。

而这“三种人”，两种确实与我有关:《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我提供的本子，朱正当总编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印的，因为岳麓书社不能印译文，不然我就自己印了。

现在，这个事情变成笑料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世界名著，出这样的书有什么问题？作者有思想，认同现代文明，提倡人类应该过一种自然的生活，正常的生活，跟贵族家庭、旧的体制决裂。查太莱夫人的丈夫是个废人，她找一个男人，体制不能接受，找一个同阶级的没意见，找工人就是不能接受。这个问题是有社会意义的，而且劳伦斯是大家，他写性有思想。性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写不得？当然你可以做道德说教，主张男女之事都不要写，或者少写，不要太直接，这也是一家之言。但是，你用行政命令来处分出版者，那就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