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008年5月推出的“30年阅读史”系列专题，即以钟叔河主编、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开篇。 时隔近30年，装帧精美的岳麓书社新版《走向世界丛书》再次摆在了爱书人的面前。钟叔河在《再版序言》中说:“愿《走向世界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出版理念 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我承担了很大压力，唐浩明现在是有名了，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在湖南，我在1957年是个大右派，报纸上登头条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钟叔河，所以最初这个压力只能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家书》出版后，有人在《湖南日报》上登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并且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我从不和个人论战，如果这样，这种论战就变成了一种个人之争。你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你不要正面去驳它，那是没完没了的。

很快，内地、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出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做官的人，省里面写文章的人，其实并不在乎这个事情本身的是非，只在乎中央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事情，中央肯定了这个事，他就不会管。

后来有人说，“确定曾国藩这个选题，这是小事一桩嘛！曾国藩的书光绪年间就刻印了，民国时期到处印，这算什么呀！”现在看当然如此，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呢？但他说他的，那没有关系，我也并不认为我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多大功劳。做这个事情，当总编辑本来就有这个责任，派适当的人去当责编，去发稿，也是我份内应该做的，如果这个书还有缺点，我是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也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也许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出周作人的书，这也没有关系。我们提倡自由，就不能只允许我要自由，别人不要自由，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一万年以后也会存在的，对曾国藩和周作人的评价各有各的，会发生争论，也是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我认为，评价曾国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别人打不倒我。你要反对他，你就得看他的书，你没有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虽然我一直在出书，在出书方面我却没有触犯过任何条条，没有被抓过小辫子。

我认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多给他出版；那个人的倾向不好，那就不准出他的书，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