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印证，鲁迅曾在《忆刘半农君》中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在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心目之中，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且参加《新青年》编辑会议，在相关著述中几乎成为不移之论。一直坚持不懈地予以抗辩的，只有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1919年10月5日下午，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尹默函，往厂甸，至公园。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实验主义一册。”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留下的记录是:“至胡适之处。因仲甫邀约《新青年》同人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即在适之家中吃晚饭。鲁迅留下的记录是:“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信并诗。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下午小雨。”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接到沈尹默的信函之后，应邀到胡适家里参加由陈独秀召集的编辑部同人会议的，只是周作人，此时的鲁迅正在忙于购置八道湾的私家房产。由此可见，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外围成员，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客员”，化名“鲁迅”和“唐俟”发表作品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使在“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也不一定列席《新青年》的“编辑会议”。鲁迅所说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迄今为止依然是查无实证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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