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左邻右舍

陈漱渝

邻居是每个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居必择地，行必依贤”。《左传·昭公三年》中有一名言:“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卜”在此处，是选择之意，说的是不必选择好的住处，而要选择好的邻居。所以又有“千金买邻，八百置舍”的古训，强调择邻重于买宅。但在实际生活当中，人往往没有择邻的主动权，有时会遇上善邻，有时又会遇上恶邻，从而引发出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鲁迅的经历就是如此。

作为一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作家，鲁迅有潜心工作——特别是夜间写作的习惯，他最为反感的是来自邻居的喧闹。不巧的是，他碰上的这类邻居偏偏不少。比如1906年鲁迅留日期间，曾一度住在东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公寓，同寓有不少中国房客，素质不高，常白痴似地大声谈笑，迫使鲁迅移居别处。鲁迅1912年5月初来北京时，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这里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床板缝里臭虫成群，邻居经常半夜喧哗，有时甚至聚众赌博。鲁迅当年9月18日日记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20日日记写道:“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记又写道:“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他对喧闹扰邻的切齿痛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力透纸背。

1926年9月，鲁迅只身去厦门大学任教，先暂住在国学院三楼，同楼还住了一些未带家眷的教员。他们不但浅薄，言语无味，而且“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更引起鲁迅对他们的反感。1927年1月，鲁迅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先被校方“优待”住在“大钟楼”——该校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据说非主任级别的人不能入住。但夜间与几十只大而聪明的老鼠为邻，清晨又被工友所唱的听不懂的歌声吵醒，鲁迅觉得这种“优待室”其实并非宜居处所，因为它根本不能让人安睡。同年3月29日移居广州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这里虽然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较为清幽，但鲁迅另有一个突出感受，就是邻里之间精神不能相通。《而已集·小杂感》中有一段凝练而深刻的描写:“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先住在景云里。这里既有茅盾、叶圣陶这样的芳邻——尤其是茅盾，他家后门紧对鲁迅家的前门；也有恶邻，真可谓鱼龙混杂。许广平回忆说:“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似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景云深处是吾家》，1962年11月21日《文汇报》)尤其可怕的是，此处还有绑匪出没。有一次，绑匪将一“肉票”关在弄堂内，警察前来营救，双方发生枪战，有一颗子弹竟然打穿了鲁迅寓所的一扇玻璃窗，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1933年4月11日至鲁迅去世，他一直住在上海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临终之前，确曾急于迁往法租界。前些时候流传一种说法，似乎鲁迅想搬迁是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谋害。这种推测显然证据不足。1936年10月6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谈到他在上海择居的三个条件:“一要租界(按:为了安全)，二要廉价，三要清静。”但他也知道，“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他当时因疾病缠身，行走不便，故托三弟周建人代为租房。归纳起来，想搬家有三个原因。一，他在大陆新村住了三年半，“实在是住厌了”。二，大陆新村位于上海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邻居有不少日本人。有一天不知怎的，他的儿子海婴跟间壁一个年纪较大的日本小孩发生冲突，那小孩便手持日本国旗雄赳赳骂上门来，久久不肯罢休。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的一扇铁栅门用铁皮完全钉起来，外面看不见里面，才总算平息了这场纠纷。三，从1936年5月间起，前面的邻居经常排放煤烟，而患有肺病的鲁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闻到煤烟“真气煞他了”。鲁迅常说:“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作家》月刊1936年2卷2期)

以上三个想搬家的原因，后两个都跟邻居有关。这跟鲁迅的自述完全可以印证。鲁迅1936年10月12日致宋琳信中说:“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小纠葛”显然是指邻里之间的矛盾。同年10月17日致曹靖华信中又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显然是指大陆新村有空气污染。鲁迅临终前夕的这些亲笔书信，可以排除种种讹传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