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三寸金莲美女，脚的大小和鞋的外形成了旧时衡量美德标准。

然而风俗的变化并不那么简单，这是沉潜在民族心理深处的烙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已成为民族难以磨灭的记忆，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更不能期望受到男性宠爱的小脚会一朝绝迹。早在19世纪末苏州成立不缠足会进行劝导时，弄得“舌敝唇焦”，20世纪初绥远的天足劝导员“游说期年，听者藐藐”，任其用强制的办法“当街令妇女脱去鞋袜”检查，或者进行罚款，自愿响应者也不多。有的认为女人裹足是天经地义的事，赞美小脚是中华文化的“巧思”，对放足极尽攻击之能事，说:“女人裹足是天经，贫富何尝判渭泾，雪色足缠红色履，鲜明紧洁俏无形。”“事事惟将欧美夸，便从扎脚鄙中华，富强只是弹高调，女足何能系国家。”

20世纪初，反缠足宣传非常火热，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文章，《天足会报》、《天足日报》、《天足公平报》等专刊联翩发行。戒缠足的歌谣、弹词、小说、漫画广为传布。有的还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普及到街头巷尾，主要的宣传要点是:

其一、加大力度口诛笔伐这种摧筋折骨的陋习。《大公报》一创刊即发表《戒缠足说》，拟出缠足的三大害处:一伤身体，二行动不便，三于生育受害不浅。从古今中外、天理人情方面说明这一恶俗之害。《宁波白话报》模仿十送郎调的民歌填上《缠足叹》的歌词，吟唱道:“金莲小，最苦恼，从小那苦起受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袅。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一世上脚镣。”《苏州白话报》还发起读者自行传播:“百人传千，千人传万，普中国的小女子，一朝提出苦海。大家、大家，快些、快些，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