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与“绝望”：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二、两种文体与“两个鲁迅”

“五四”时期鲁迅真实的精神状态，明显呈现出一种“亢奋”与“颓唐”的二元对立，过去人们也往往是通过《呐喊》和《彷徨》的字面意义，去直观地判断鲁迅对待思想启蒙的微妙变化，似乎鲁迅人格也构成了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这明显是脱离历史“原场”的学界想象。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便可以发现，杂文的鲁迅与小说的鲁迅，始终都表现为一个“绝望”的鲁迅；而《热风》式的“战斗”《呐喊》，也一直都《彷徨》于凄凉的《坟》丘之侧，向读者诉说着“倘是掘坑，那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⑧的心灵悲哀。“五四”时期鲁迅所写的“战斗”杂文一共有四本，即《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恰好是四部，即《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与《野草》。高呼猛进的社会杂文与情绪低落的小说散文，的确会让人感到有鲁迅思想相互抵触的巨大困惑；但只要我们把“听将令”这一因素带进去，用杂文去“呐喊几声助助威”的真实意图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听将令”的客观事实，使我们必须去重新正视一个真实鲁迅的自我存在，因为杂文中的“亮色”终究无法遮蔽小说中的“隐晦”，而最终取代鲁迅那种挥之不去的绝望情绪。“救救孩子”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这是“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两大内容；但是“孩子”难救与“国民性”难改的小说叙事，无疑又使他回归到了“惟‘黑暗与虚无’乃至‘实有”’的理性思考!鲁迅为什么要将“热风”埋入“坟墓”而独守“孤独”呢?这恐怕并非是一己之“热风”，难以抵御四周之“寒冽”那么简单；而是鲁迅从其刚一加入《新青年》阵营开始，他就不相信思想启蒙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社会效用!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真实鲁迅的自我言说。

《随感录二十五》是鲁迅“听将令”后，较早为《新青年》所写的“战斗”檄文；这篇杂文以愤世嫉俗的悲凉之声，向全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呐喊。鲁迅在此文中写道：“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所以他呼吁人们要强化现代教育，关注孩子精神人格的健康成长，进而培养他们“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从此以后，这种进化论思想的“拯救”意识，便成为了鲁迅杂文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如果“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故鲁迅鼓励社会与家庭的成年父辈，“自己背起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甚至他还乐观地认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些令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历来都被学界视为是鲁迅启蒙思想的集中表现；殊不知鲁迅“呐喊几声助助威”的敷衍之说，只不过是他用来应付“主将”们“不主张消极的”搪塞之词!比《随感录二十五》早4个月刊登于《新青年》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际例证。在《狂人日记》所给定的客观环境里，“狼子村”中那些被“娘老子”教坏了的成年父母，由于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潜在影响，他们露出“青面獠牙的”真相“想要吃我”，却并未使“狂人”感到内心世界的由衷恐惧；而真正使他感到惊悸与战栗的则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我”同“古久先生”之间结怨时，“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作者在这种貌似“疯癫”的叙事当中，为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理论屏障：假定“狼子村”就是喻指中国的历史版图，“古久先生”就是喻指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陈年流水簿”就是喻指传统文化的历史记载，那么“娘老子”几千年来的世代教诲，会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反抗呐喊，而使一种延绵不息的古老文明戛然终止了呢?“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终于明白了自身历史的厚重感与压抑感：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学界对于《狂人日记》这一结束语的普遍看法，几乎都是从正面意义上去肯定其“救救孩子”的启蒙价值；但我个人却认为“问号”与“省略号”的连接使用，则是作者寓意着一种质疑启蒙的真实意图——理由十分简单，“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答案当然是“没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文化母体所孕育出来的生命细胞，如果“吃人”已经被确定为是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遗传基因，那么中国人从他出生伊始便难逃其传承“吃人”文化的历史“厄运”!故我们不仅要发问在“救救孩子”的后面，究竟被作者人为地省略掉了些什么?回答自然是“孩子可救吗”的信心丧失!从《狂人日记》中的“孩子，，之难“救”，到《药》、《明天》、《祝福》中的“孩子”之“死亡”，无不反映着鲁迅“孩子不可救”的绝望情绪!肉体的“死亡”固然令人伤感，而精神的“死亡”则更令人悲哀：如《社戏》中那群顽皮可爱的“小朋友”，他们不是在《长明灯》里变“坏”，便会像《故乡》里的闰土那样变“迂”，这种“孺子不可教”的文化天性，恰恰是鲁迅“启蒙无效论”的思想基础!因此，“狂人”终于从“癫狂”中幡然醒悟，他不再幼稚地去热心“拯救，，孩子，而是务实地回归到传统去等待“候补”，这就是《狂人日记》所要告诉读者的创作主题!

“改造国民性”与“救救孩子”密切相关，同样也是“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思想精华；那些精妙绝伦深刻无比的尖刻言辞，至今仍不失其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这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超乎常人的理性认识，他通过自身体验与细致观察，惊奇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化犹如“无物之阵”，无论启蒙者怎样地挣扎与反抗，他们到头来都只能是落败而归，最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虽然鲁迅不无悲哀地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但他仍旧振臂高呼“世界日日在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杂文这种抑扬顿挫的激情呐喊，以及他不屈不挠的“韧战”精神，当然不失为是一种英勇无畏的“战士”姿态，然而这却是鲁迅自身所佯装出来的一种假象。“五四”时期鲁迅小说中对“国民性”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无奈”，则正是对其杂文中攻打“国民性”高昂士气的“解构”与“否定”；而杂文之鲁迅与小说之鲁迅看似矛盾的悖论现象，则又集中反映了他“绝望”大于“希望”的悲剧意识。应该说“启蒙无效论”是《呐喊》与《彷徨》的创作主题，也是鲁迅本人“寂寞”与“孤独”的“五四”姿态——从《狂人日记》中的“亢奋”情绪，到《离婚》中的“平静”叙事，我们发现“狂人”之辈的思想“癫狂”，最终遭到了“爱姑”之辈的无情阻击——启蒙者非“死”即“颓”的残酷命运，被启蒙者非“顽”即“愚”的精神面貌，其实就是鲁迅对于《新青年》阵营近乎哀鸣的善意忠告。聪明的“狂人”终于在“狼子村”村民的冷漠注视中，迅速觉醒并立刻恢复了他合乎逻辑的世俗常态；而执著的“夏瑜”却在众多看客的冷嘲热讽中，极其悲惨地成为了“吃人”文化“筵宴”中的牺牲祭品!鲁迅并没有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虚拟形态的抽象理念，而是看作一种由普通国人为实际载体的形象符号；那么“夏瑜”去向民众宣传革命“造反”的启蒙道理，无疑也就等于是在“与虎谋皮”，这应是鲁迅小说批判理性的深刻之处。当然，鲁迅还为读者塑造了另外一种“过客”形象，但“过客”则更是令人沮丧的悲剧人格，或像吕维甫和魏连殳那样自我“堕落”，或像涓生与子君那样自我“颓唐”——无论是“堕落”与“颓唐”，鲁迅小说都没有给“过客”人物以光明的出路：“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只能去低徊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生命哀歌，并“于天上看见深渊”里的“墓碣文”，然后拖带着疲惫不堪的沉重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