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与“绝望”：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导读]“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以其杂文的“呐喊”和小说的“彷徨”，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

毋庸置疑，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灵魂人物，其“无地彷徨”而“反抗绝望”的批判理性，早已被学界提升到了“五四”启蒙的思想高度，成为了知识分子人格追求的精神偶像。综观几十年来国内学者的鲁迅研究，人们一直都在试图接近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无论是“意识形态说”还是“思想启蒙说”，客观上都存在着一种“臆说”鲁迅的价值偏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大量引入，更是造就了鲁迅研究的空前“繁荣”，诸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乃至复调理论的泛化使用，不仅使读者逐渐地生疏了鲁迅，而且还使读者困惑地迷失了鲁迅——“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再加上“哲学家”的多重释义，厚重到了严重阻隔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对话；尽管还原真实鲁迅的社会呼声一直都不绝于耳，可是因其话题过于敏感而每每受到强烈地斥责!聪明而睿智的鲁迅似乎很有先见之明，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一旦被奉为“伟人”，其身后必然要遭遇被人误解的尴尬处境，故他才会不无调侃地戏谑道：“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了傀儡了。”鲁迅当然并不想成为“傀儡”，然而他却同所有“伟人”一样，最终只能被后人去加以无限的“阐释”，自己则失去了回应辩解的“言说”能力。所以，超越作品文本去替鲁迅进行思想“言说”，这是国内鲁迅研究界所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一、一个被“言说”的鲁迅

重新认识鲁迅与“五四”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首先必须去澄清真实“历史”与虚拟“历史”的本质区别。克罗齐曾强调说真实的“历史决不是以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如果我们按照克罗齐的说法来推论，鲁迅作品文本应是唯一性的历史“凭证”，只有它才具有研究鲁迅思想的真实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个鲁迅”的众说纷纭，显然都呈现出了一种任意“肢解”鲁迅思想的怪诞现象。所以，一个被“言说”的鲁迅，也因“言说者”的主观意志，走出了历史而进入了神坛。

对于鲁迅及其作品超越文学意义的思想评价，归根结底应是源自于瞿秋白与毛泽东这两位政治革命家的权威定论。早在1933年鲁迅在世之际，瞿秋白就撰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第一次将鲁迅的文学创作视为是现代“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鲁迅也被他誉为“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大”的“莱谟斯”，“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最终完成了其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彻底转变。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更是气势恢弘铿锵有力地论述道：

“五四”以后则不然。……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不可否认，瞿秋白与毛泽东都是出自于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诉求，去宏观地概括总结“五四”与鲁迅反封建思想启蒙的社会意义；他们都急切地希望树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光辉榜样，以便最终确立无产阶级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鲁迅也因此被改变了其“文学家”的原初形象，成为了具有“革命家”与“思想家”双重身份的时代“战士”!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富仁的思想革命“镜子说”与汪晖的反抗绝望“启蒙说”，虽然都力图摆脱鲁迅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潜在影响，但是他们从思想革命入手去重新“言说”鲁迅的种种努力，也同样因其受制于中国式启蒙理论的自我束缚，仍旧去人为提升鲁迅及其作品现代思想史的文化价值——所以，鲁迅并没有从当前学界那里获得精神人格的真正解放，他同样只能顶着“旗手”和“主将”这一辉煌而神圣的附加头衔，“孤独”与“寂寞”地“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就恰恰有如他自己曾经嘲讽过的那样：“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

将鲁迅视为“旗手”和“主将”，人们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回避一个历史问题：鲁迅并不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发难者，甚至于他在《新青年》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竟然仍对这本杂志无任何好感。比如周作人就曾回忆说：“那年四月(指1918年，引者注)我到北京，鲁迅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周作人此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从1918年鲁迅日记的记载来看，的确有两次提到过他买《新青年》杂志送人。即使是到了1920年5月，鲁迅仍对“新文学家所鼓吹之新式”思想，表示出了颇有些不屑一顾的个人偏见，他在致宋崇义的信中这样写道：“仆以为一无根底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鲁迅此话暗含讽义，他显然是认为《新青年》在崇尚“空谈”，故他才会鼓励那些青年学子，去“熬苦求学”做些“根底学问”。但学界却对于这一历史真相，做了匪夷所思的另类析解，而瞿秋白那番混淆视听的激情辩白，则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之声：鲁迅之所以很晚才加入《新青年》阵营，“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才成为整个队伍。”瞿秋白此言的确是用心良苦，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强调说明：只有在鲁迅加入了《新青年》阵营之后，才能算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应该说几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鲁迅思想的价值判断，也都基本上延续着早年瞿秋白的这一观点。故鲁迅成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那么将其视为是时代的“旗手”与“主将”，也就是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的铁定事实了。但鲁迅本人却并不这样去看待自己，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明确地指出：“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其实，鲁迅这种胸襟坦荡自我解剖的类似语言，在他早期的杂文与小说中，比比皆是。我个人宁愿去相信鲁迅本人的真情诉说，而不愿去相信学界那些信口开河的杜撰之辞!

鲁迅坦承“五四运动以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了”。这恐怕并非是鲁迅本人的自谦之词，而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因为在他看来“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但实际上则“只是我们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服，便不再做，只得年不如年地现出穷苦。”于是他终于感到了刻骨铭心的“寂寞”与“悲哀”。鲁迅写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是我们研究“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要文献；但就是在这篇仅有三千多字的叙述短文里，“寂寞”与“悲哀”竟出现有15次之多。由此我们足以看出，鲁迅当时的情绪是何等消沉与低落!《<呐喊>自序》除了告诉人们作者当时的“颓唐”心境，同时还告诉人们作者与新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老朋友金心异”多次来访，“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也许是感到寂寞了。”故他开始“听将令”，并逐渐为《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受钱玄同等人的鼓励与催促，被动地加入《新青年》的启蒙阵营，这是具有历史依据的客观事实：我们通过检索鲁迅日记1917年10月到1918年12月，总共统计出在这14个月期间，钱玄同单独到访过26次，刘半农单独到访过6次，钱与刘共同到访过5次，此外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还同鲁迅饮酒2次，前后相加见面次数竟多达39次。仅就这一具体数字而言，鲁迅的确是盛情之下其实难副，“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因此也就“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④

鲁迅因“听将令”而蹒跚着走入了“五四”，虽然他“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至‘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可是当他意识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的社会现实时，却又深深地陷入了“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⑥的情绪苦闷。众所周知，小说《祝福》中“我”与祥林嫂那段精神对话，最能够反映出鲁迅本人的思想矛盾：就连“我”自己都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了无路可走，又怎能去给同样困惑的祥林嫂解答疑问呢?所以“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因为“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在寒冽空气中感受“孤独”与“寂寞”，这是导致“五四”时期鲁迅“颓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