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建议系统追讨海外流失文物

有些商人利用爱国热情投机获利

新京报：2007年，针对当时对圆明园兽首的拍卖，你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到，有些商业机构利用民众的“爱国”情感谋取私利。在你看来，国人面对海外流失文物，是否出现了一种不理智状态？

陈履生：在近几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海外回流”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手段。而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流失文物所出现的不理智的行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圆明园兽首。

上世纪80年代末刚出现兽首拍卖时，价格仅为1500美元，那时候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和民族情感，其价格符合当时的市价。可是到了2000年，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被保利集团以3000万港元拍得时，方方面面都出现了爱国的声音；2009年，当鼠首和兔首在法国佳士得拍卖时，起拍价已飙升至800万和1000万欧元。这时国家文物局出面干预，还引发全球华人声援，最终造成“拍而不买”的闹剧。

兽首价格的一路飙升，民族情绪的一路高涨，其直接的后果是哄抬了中国文物的市场价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流失文物的追讨。我非常赞成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所说：“炒作的结果，是让那些利用中国老百姓爱国热情的商人投机获利”。

不能靠购买追讨被掠夺的文物

新京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有大量文物散落海外。难道为了不被别人利用，我们就不予理睬了吗？

陈履生：我想政府不会一概不予理睬，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兽首的问题，因为它属于《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所规定的部分，政府出面干预是正当的。而对于一般的不属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的文物，不予理睬也是合乎情理的；当然，基于文物的等级和其重要性，政府的有关部门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也是有必要的。

新京报：你曾经表示，政府应系统组织追讨海外流失文物。购买是否是一种你赞成的追回方式？

陈履生：像这次基于国际友谊的文物回归，是一个回归渠道。中国也有过通过拍卖追回文物的先例。但这些并不是核心。毕竟拍卖是一种比较有限的方式，跟大批流失文物相比，这只是极小一部分。

我认为现在首先应该做好研究工作，除了了解海外流失文物收藏地外，更要弄清其来龙去脉，建立一个国家流失海外文物目录。这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但是进行有效追讨的学术基础，也是提供法律依据，即掠夺的罪证。只有基于此，才能开展追讨工作。

对于被列强掠夺的文物，如果是将来被列入上述国家目录中的文物，我认为不能用购买的方式，因为购买赃物同样是一种犯罪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