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王鲁炎：艺术应表现艺术家个性 而非为政治服务

策展人巫鸿（左）和艺术家王鲁炎（右），站在王鲁炎巨幅作品《大教堂》前，展厅的地面也依据作品图案进行了布置。 芳草地展览馆供图

由巫鸿策划的“图·寓言”王鲁炎个展，正在位于某购物中心内的芳草地展览馆展出。前者是艺术史家，后者是“星星画会”时期就参与前卫艺术实践、近年止步观念性的“草图”而从公众性展示中隐退的艺术家，两人颇有“学术性”的合作与购物中心的商业环境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日前，他们接受新京报专访，回顾王鲁炎30多年来的艺术创作，也谈到了走进商业空间的缘起。该展览将展出至9月底。

【上世纪70年代】 星星画会

我属于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

新京报：两位能不能回忆下当年“星星画会”的创作情况？

巫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三年，艺术发展非常火爆，不仅是美术院校的，那些没有学过绘画的年轻人也开始画画，于是便出现了很多画会。“星星画会”是全国上百个画会中走得最远的。他们在中国美术馆外的东侧公共空间组织展览，将自己的画作挂在大街上，引起大家关注。成员都是没有在美术学院里正式学习过的年轻人，其中有些是“文革”下过乡的，王鲁炎最初是车工。

王鲁炎：我参加过当时普及性的东城区业余美术训练班，就在鼓楼大街的鼓楼里。经过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后，侥幸又进入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业余美术训练班。当时非学院的人只有设法混入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美术训练班，才会有机会画人体模特。美术训练班中的大多数是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画画。在那儿可以认识许多非学院的画画的人，黄锐偶尔也去画模特，他看过我用木炭条画的人体素描，认为不错。后来黄锐选了我的两幅作品参加“星星画展”。“星星画会”集合了几股力量，我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类，因此不是骨干成员，但是“星星画会”的氛围对我很重要。

新京报：巫鸿怎么看王鲁炎30多年前在星星画会的创作？

巫鸿：当时王鲁炎有两幅作品展出吧，一张是静物，一张是人物画，看题材就可以知道他是追求自我表现的，认为艺术应该表现艺术家的个性，而非为政治服务。

王鲁炎：那两张油画都是我在家里画在自制油画纸上的。一张是静物“菜花”，不是用美院的方法画的，这张画参加完展览就丢失了，现在想起来也是很平常的作品。另一张画的是当时非常另类的画家朱麦尤，他正在画参加西单露天展览的油画，画中白杨树的“眼睛”流着红色的血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新刻度小组

不想把自己变成美术史供起来

新京报：王鲁炎这30多年来的创作有什么变化？

巫鸿：王鲁炎最初的创作带有表现主义色彩。在8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寻找更独特的表达方式，他想找别人没有做过的，于是开始试验抽象水墨画，包括在室外拆迁场地做涂鸦。到了1987、1988年，他完全抛弃了绘画方式，用图形、文字、触觉来表现。到了“新刻度小组”则更为决绝，通过艺术创作取消艺术家的个性。同时在他的绘画中，他抛弃了常用的再现性的绘画语言，发展出理性和抽象的语言，进行设计图一样的艺术创作。我觉得王鲁炎是个沉得住气的艺术家，他发展出一种“图”的方式，而不是“画”的方式。前者类似天文图、地图等等，带有很强的抽象意义，但又不是完全的抽象画，而是能够表现出思想性和社会批判。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鲁炎与顾德新、陈少平组成的“新刻度小组”为了坚持艺术的纯粹性原则，面对古根海姆的展览机会却宣布解散，还销毁了历时八年的“新刻度小组”手稿。当时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的内在逻辑是“取消”的逻辑。它从取消绘画性、审美意义和视觉意义开始，直到取消艺术家的个性，遵循的是不断否定的价值观。1995年，“新刻度小组”参加了在西班牙一个美术馆举办的“来自中心之国”的展览，在那次展览中真正实现了“新刻度小组”取消个性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方法论。在此之后，小组继续存在的理由以及市场机会也自然成为了取消对象，这是“新刻度小组”内在精神性、纯粹性和深刻性的需要。

巫鸿：王鲁炎他们希望艺术不被某个机构控制，艺术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我觉得“新刻度小组”的成员一起工作了几年，出版了五本书，他们的工作基本完成了。他们不想把自己变成美术史，供到美术馆里，由此也就有了他们这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