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德夫:民谣是一个民族发言的痕迹
2、没有把唱歌看成“事业”
羊城晚报:至今您只有两张专辑,2005年推出的《匆匆》和2011年推出的《大武山蓝调》,这在成名已久的歌手里显得很“另类”。
胡德夫:每个人对他唱歌的方式,或者说对唱歌和生活、唱歌和事业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没有把唱歌看成类似事业的东西,说我一年要做多少东西、要怎样做,我不会。我认为总要等到适合出的时候再出,第一张专辑也是因为朋友在整理时做成了像专辑一样的故事,才当成第一张专辑推出,如果按照某种工业流程,也许它几十年前就该出版了。
羊城晚报:《大武山蓝调》听上去像民谣和蓝调的混搭?
胡德夫:这个说法我比较感兴趣。这首歌是我外祖父传唱给我听的,基本的精神是“唱不完的歌”。我用这个来提醒原住民的孩子,这是要一直传唱下去的。歌让我们汇聚在一起,虽然一些东西正在失去,但是只要有歌,我们就有不会枯竭的东西在。我从初中开始听蓝调,感觉跟我在故乡听到老人家唱的曲调很像。我们是自然地赞颂大地的环境,修补人与人的关系,而黑人是唱他们心里最痛的那部分,唱白人对他们的伤害,我们在声部和曲式上都非常像。我们几千年前就开始这样唱,黑人则是几百年前这样唱,却自然相通了。
现在其实我已经在准备下张专辑,今年12月会发。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我们的环境,比如土地的流失和污染,雾霾问题等。人类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环境反扑的现象,我会大力在歌里唱这些东西。平常我也比较喜欢读诗,很多朋友是诗人。现在我自己也在努力写些东西,想把自己从11岁来到都市,到现在整个半百岁月的感受写出来。
3、孩子不哭不会有糖果
羊城晚报:您所理解的民谣精神是什么?
胡德夫:民谣是你接触的环境,是你看到的事情,是你歌颂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你唱出大家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憧憬。它不是唱听起来很好听的歌,更重要的是,唱这些歌对人们有什么益处?与流行歌相比,民谣在情感和厚度上都是不同的。民谣即便是简单的词语,都代表着周围和生命的一种叙述。没有生活化的音乐,很难被称为民谣。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音乐类型,民谣是否承担了更多言说诉求的责任?
胡德夫:没错,民谣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或是一群人表达意见、发声的方式不管是对政治的态度,还是对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诉求,还是对基本尊严的要求,不论是黑人民歌还是我们的歌,都可以看到我们发言的痕迹。这才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报:您不仅是民谣歌手,也是原住民运动的先驱。这些运动为台湾原住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胡德夫:之前我们民族的尊严是没有被尊重的,就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行政阶位非常低。我们读过一些书,觉得自己的民族不能这样被糟蹋,决定要用声音、文字、行动这三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参加了很多活动,最后台湾终于立法提高原住民行政阶位,公文承认我们是台湾原住民,这些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百分之百达到目标,但大大地改善了状况。实际上,原住民也在教育、母语、卫生、居住环境等方面得到了相当的尊重。我想这是要去争取来的,没有运动就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不哭是不会有糖果的。
羊城晚报:这些社会运动如何滋养您的歌曲?
胡德夫:最早的那首《为什么》就是对大社会发出质疑,告诉自己同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最最遥远的路》是写给在外面工作或者读书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虽然进过远方很多的门,最后还是得回去敲敲自己的门。《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是反映土地问题,当时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这首歌是对自己原来美丽的部落被解构时的警惕,你以后回去,要跨过最后一个山坡去看看,以前美丽的田园是怎样的,要重新去建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这些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
一直到后来写《太平洋的风》,虽然不是在运动时期内写的,但也是延续。大的环境是那样,他们把坏的东西留下,把好的东西都拿走,不断垂涎我们的地方,我想需要在歌里去表达。我们生在这样的太平洋的风里,在这么宁静的海洋边,从帝国列强以来居然一直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全部写出来。我在想,假如你做一个反对性的运动,那你要有一种反对的文化,带着文化和言论去面对,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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