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德夫：民谣是一个民族发言的痕迹

2、没有把唱歌看成“事业”

羊城晚报：至今您只有两张专辑，2005年推出的《匆匆》和2011年推出的《大武山蓝调》，这在成名已久的歌手里显得很“另类”。

胡德夫：每个人对他唱歌的方式，或者说对唱歌和生活、唱歌和事业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没有把唱歌看成类似事业的东西，说我一年要做多少东西、要怎样做，我不会。我认为总要等到适合出的时候再出，第一张专辑也是因为朋友在整理时做成了像专辑一样的故事，才当成第一张专辑推出，如果按照某种工业流程，也许它几十年前就该出版了。

羊城晚报：《大武山蓝调》听上去像民谣和蓝调的混搭？

胡德夫：这个说法我比较感兴趣。这首歌是我外祖父传唱给我听的，基本的精神是“唱不完的歌”。我用这个来提醒原住民的孩子，这是要一直传唱下去的。歌让我们汇聚在一起，虽然一些东西正在失去，但是只要有歌，我们就有不会枯竭的东西在。我从初中开始听蓝调，感觉跟我在故乡听到老人家唱的曲调很像。我们是自然地赞颂大地的环境，修补人与人的关系，而黑人是唱他们心里最痛的那部分，唱白人对他们的伤害，我们在声部和曲式上都非常像。我们几千年前就开始这样唱，黑人则是几百年前这样唱，却自然相通了。

现在其实我已经在准备下张专辑，今年12月会发。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我们的环境，比如土地的流失和污染，雾霾问题等。人类造成环境污染，导致环境反扑的现象，我会大力在歌里唱这些东西。平常我也比较喜欢读诗，很多朋友是诗人。现在我自己也在努力写些东西，想把自己从11岁来到都市，到现在整个半百岁月的感受写出来。

3、孩子不哭不会有糖果

羊城晚报：您所理解的民谣精神是什么？

胡德夫：民谣是你接触的环境，是你看到的事情，是你歌颂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你唱出大家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憧憬。它不是唱听起来很好听的歌，更重要的是，唱这些歌对人们有什么益处？与流行歌相比，民谣在情感和厚度上都是不同的。民谣即便是简单的词语，都代表着周围和生命的一种叙述。没有生活化的音乐，很难被称为民谣。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音乐类型，民谣是否承担了更多言说诉求的责任？

胡德夫：没错，民谣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或是一群人表达意见、发声的方式不管是对政治的态度，还是对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诉求，还是对基本尊严的要求，不论是黑人民歌还是我们的歌，都可以看到我们发言的痕迹。这才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报：您不仅是民谣歌手，也是原住民运动的先驱。这些运动为台湾原住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胡德夫：之前我们民族的尊严是没有被尊重的，就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行政阶位非常低。我们读过一些书，觉得自己的民族不能这样被糟蹋，决定要用声音、文字、行动这三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参加了很多活动，最后台湾终于立法提高原住民行政阶位，公文承认我们是台湾原住民，这些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百分之百达到目标，但大大地改善了状况。实际上，原住民也在教育、母语、卫生、居住环境等方面得到了相当的尊重。我想这是要去争取来的，没有运动就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不哭是不会有糖果的。

羊城晚报：这些社会运动如何滋养您的歌曲？

胡德夫：最早的那首《为什么》就是对大社会发出质疑，告诉自己同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最最遥远的路》是写给在外面工作或者读书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虽然进过远方很多的门，最后还是得回去敲敲自己的门。《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是反映土地问题，当时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这首歌是对自己原来美丽的部落被解构时的警惕，你以后回去，要跨过最后一个山坡去看看，以前美丽的田园是怎样的，要重新去建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这些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

一直到后来写《太平洋的风》，虽然不是在运动时期内写的，但也是延续。大的环境是那样，他们把坏的东西留下，把好的东西都拿走，不断垂涎我们的地方，我想需要在歌里去表达。我们生在这样的太平洋的风里，在这么宁静的海洋边，从帝国列强以来居然一直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全部写出来。我在想，假如你做一个反对性的运动，那你要有一种反对的文化，带着文化和言论去面对，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