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不会拍《建军壮业》中国电影换代的时候到了

黄建新希望通过培养好的监制来推动中国电影业发展，他说：“我从1999年开始做监制一直坚持到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值了。”

冯小刚曾说，中国有两个最好的监制，一个是陈国富，一个是黄建新。相比之下，黄建新比陈国富更低调，此次因为儿子黄雷执导的首部电影《愤怒的小孩》上映，给儿子担任监制的他才出面接受采访。

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黑炮事件》《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谁说我不在乎》等导演作品，用隐喻、黑色幽默的方式反思人性，不仅在第五代导演中风格独树一帜，即便放在今天，其作品的尖锐先锋之处犹在。但在2005年执导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黄建新开始专注于更幕后的监制工作，除了扶植新导演，还与北上发展的徐克、陈可辛、张之亮等香港导演合作，在创作、融资、资源调用等各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次接受新京报专访，黄建新也分享了近些年自己对电影产业的诸多思考，谈及近两年青年导演作品屡创票房奇迹时，黄建新欣喜地表示：“中国电影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

转型缘由

《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缺少监制

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

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

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

新京报：2005年拍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你只执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两部“命题作文”电影，影迷是很喜欢你早期作品的，为什么不拍了？

黄建新：在当年，《求求你，表扬我》的隐喻是没被读懂的。那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是向着快乐和各种极端体验发展，这部电影在当时肯定是生不逢时。我觉得这是我灵魂的语言，既然观众不懂，那我也没必要一定去迎合当时的市场。以前我的诉求是每年拍一部，在这部之后也就不觉得急了，遇到合适的再拍。

新京报：这期间你一直专注于做监制，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做一个监制？

黄建新：以前我也做过监制，但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意识，直到给昆汀的《杀死比尔》做顾问。我发现美国的制片制度对电影本身很有帮助，比如演员不可以兼戏，现在国产片在这个环节是乱的。我一直说，我们应该有演员工会，对有些东西要有限制，否则好片子出不来。老美的片子，剧本筹备三年，拍摄七个月，后期两年，没这个时间就没这个精致。现在观众眼力也越来越厉害，很多人说，只要有一个好故事就行，实际上不是光有好故事就一定是好片子，电影的精致是整体绑在一起的。

《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电影行业缺少监制，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监制制度。其实香港是有监制制度的，但由于地域太小，还没形成气候，监制有一定的权力，但无法左右整体电影的发展。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

当然，在规律里进行的电影并不是一定会赚钱，但如果你不按照这个规律进行，你就没有整体的竞争能力，对外来的强大的电影工业是无法抵抗的。比如好莱坞电影，独创性并不是摆在第一位，其制作过程首先是有一个稳妥的保证，尽可能少犯错，就会安全、准时地生产完成。只有每部电影都能按照这个流程来拍，你的整体电影制作才会提升上去。

新京报：看别的导演拍片，你心里就不痒痒？

黄建新：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既然我选择了，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因为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

监制这个行业只有随着电影工业化才能显示它的重要性。以前大家总觉得监制是一个行政职务，这是一个误解，监制是需要有比较全面的能力的，对剧本的认知和把握程度、对行业内部资源的组合调动能力，以及在融资、营销方面的能力。现在监制开始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以前我是主要培养新导演，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希望能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些好的监制，我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有实质性的帮助的。我从1999年开始做监制一直坚持到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值了。

案例探讨

为香港导演把关“情感着陆方式”

内地的导演因为不是在生存危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对观众的敏感程度就会迟钝，常常会把一个艺术想法放大，然后纠结于这是全人类的思考，为什么观众就不喜欢？

新京报：你曾因不被市场接受而很多年不做导演，但做监制一定要考虑市场，你感到矛盾过吗？

黄建新：没矛盾。市场也是随着观众观影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就可以拍得那么深刻，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近些年大家都开始对大片不满，诉求有一定深度的电影，“少年派”的火爆就是很好的证明。包括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本质上它并不是一部商业电影，艺术片能够卖到几个亿也是一个奇迹啊。

新京报：你曾给徐克、陈可辛等很多香港导演都担任过监制，你主要把控哪些方面？让剧本得以过审是不是最关键的？

黄建新：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他们的电影要以内地市场为基础，那么电影的情感着陆方式必须与内地接上，我主要把关的就是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香港导演拍的历史片，内地观众总感觉与历史无关，《十月围城》就解决了主流革命价值观与商业电影的叙事结合。

新京报：香港导演刚开始北上时会有“水土不服”之感，发展到现在呢？

黄建新：优胜劣汰，融不了的就消失，内地导演也是一样。相比之下，内地的导演因为不是在生存危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对观众的敏感程度就会迟钝，常常会把一个艺术想法放大，然后纠结于这是全人类的思考，为什么观众就不喜欢？

其实对于人们的深度心理需求，电影并不是最好的艺术形式，我是学文学出身，关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叙述、体会和表达，电影比文学差得远着呢，电影与观众最大的互动就是欣赏。

新京报：有传闻称你还要拍《建军壮业》？

黄建新：那天我跟韩总（韩三平）还聊，凡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们从来没有再拍一部的打算，那些新闻都是网友瞎编的（笑）。

我倒是想拍严歌苓的小说《宴会虫》很久了，是部喜剧，讲一批在饭局上蹭饭、发布会上冒领车马费的人啼笑皆非的事儿，不过因为版权问题耽搁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