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黄裳几乎无所不能 竟然还是坦克教练

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出生，山东人，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3年至1946年间，黄裳先后就读校园、出任美军翻译，奔波于成都、昆明、印度等地。后定居上海至今，就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

黄裳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巴金、郑振铎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学者李辉印象里的黄裳是“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然而重新翻阅《榆下说书》、《银鱼集》等，文字后面的一种名士风流，那些与自己极爱的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流风遗韵，又宛在眼前，总觉得面对老人，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与求教的。

每天上下班都经过陕西南路与淮海中路交界处，触目所及无不是喧闹的广告与行色匆匆的人流，然而，热闹繁华只是这里的表象，这里同样拥有另一个世界———宁静，比如陕西南路的丰子恺故居，很安静的小小庭院，门封着，只有一个小小的门牌，门前花草扶疏，迎风招摇，外面的一切似乎都远去了，只有那些简练的笔触存在着———子恺先生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他那些满溢童真以及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清凉画面却会永存。

可以让人神定气闲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子恺故居，还有一位文化老人隐于这条路层层梧桐浓阴后的红砖小楼中———每每想到仍有这样安静的老者在这座奔忙物欲的都市陶然于故纸堆，偶尔弄弄笔翰，莫名就觉得上海的文化底气到底是足的。

老者名黄裳，以藏书名世，更以独特的书话散文让人回味，虽年近九旬，皤然一老翁，然而这些年笔头似更见健，除去一些出版社翻来覆去不耐烦地印出他的旧文，新作时不时也见诸报端杂志。

知道黄裳住在陕西南路好几年了，但一直没打听老人具体住在哪个小区，有时经过一个报摊，忽然想着老人说不定也会出来买份报刊，或者不期而遇，只是远远地看他一眼也就行了，并不一定要和他搭话———当然，这种想象中的不期而遇是从未有过的。

直到那天李辉在北京发来短信，说这次到上海有拜访黄老的安排，问自己有没有兴趣一起去，这真是意外之喜，我回了他三个字———“太好了！”放下手机，却不免有些忐忑，说起来，读黄老的文字很多年了，多多少少也算仰慕者之一，但真正要与老人见面，兴奋之余又有些担心，和他说些什么呢？李辉被黄老称为知己之一，然而即使是李辉笔下，印象里的黄裳也是“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这一切自己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晚上于灯下重新翻阅《榆下说书》、《银鱼集》、《黄裳书话》等，文字后面的一种名士风流，那些与自己极爱的张岱、余怀声气相通的流风遗韵，又宛在眼前，总觉得面对老人，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与求教的。

（一）

第一次接触黄老的文字大概还是中学生，不期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淮上行》，彼时正被一些文字粗疏的小说搞得大倒胃口，读此文低回婉转，如品佳醪，一股名士味，隐隐可见，不由眼前一亮，且所说又是沿运河从扬州到淮安的典故往事，很是亲切，就此记住了“黄裳”这个名字，然而自己当时并未刻意去寻找黄裳的书籍，中国现当代写作者中，当时苦觅的除了会稽周氏兄弟的文字，就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郁达夫等人的居多，对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来说，其实与黄裳那些“爱好旧史、癖于掌故”的文字多少还是有些距离的。

即使现在，搜集了那么多老人的书籍，但仍然觉得老人是只可远观而难以走近的———这真是一个怪感觉，而与沈从文、汪曾祺等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同。

拥有第一本黄老的书似乎是《黄裳书话》，是在扬州小秦淮河畔的古籍书店觅得的，当时与《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孙犁书话》放在一起，五折，一股脑全拿下了，很是爽气，随后又在南京上海扬州等地购得《榆下说书》、《小楼春雨》、《珠还记幸》、《妆台杂记》、《清代版刻一隅》以及全套的《黄裳文集》等，包括近年来新出的《来燕榭集外文抄》等，断断续续买了有一二十册吧，几乎都没一下子读完，多为没事时挑几篇读读，很是耐嚼。《黄裳书话》中自己最爱的两篇是《海滨消夏记》与《老板》，与别的文章略有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不是单纯的掉书袋或记掌故，更非版本目录之学，而是见出社会人事的变迁，见出活生生的人生，读之让人怃然：《海滨消夏记》看标题很有些自在悠然，似乎潇洒得很，然而所记其实为1959年-1961年黄裳被下放奉贤、宝山农村劳动之暇读钱锺书《宋诗选注》与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的往事，那些下放劳动的点滴往事在作者笔下并不感觉是在吃苦，作者自述云：“能赶上参加这种古老的田间劳动操作是幸运的，因为这一切迟早都将过去。”

文中记有睡在鸭棚打手电看《表微》，题记有：“辛丑芒种后二日，守麦于鸭棚，中夜大雨，雷电时作，倦极思睡，而蚊扰不已，蛙声鼓噪，漫记。”又有：“午后暴蒸热，飘风细雨，自鸭棚归，芒刺满身，读至此。”这里简直就是寄悲痛于悠闲了，读后掩卷———这真是一个书呆子，一种痴气，然而正因为有这份痴气，黄裳才算是性情中人吧。

《老板》和其后的《记徐绍樵》都是一路文字，是记书商（或称书友的），寥寥数篇，在其文字中十分难得而珍贵。黄裳的藏书之富无疑是有赖于这些书友的———虽然那些书友也让他有过那么多失望，他自己说：“我以为旧时代的旧书商人，也是值得像《游侠列传》那样为他们写一篇合传的。”《老板》是记徐家汇旧纸铺老板的，黄裳引以为豪的配齐整套的《小说月报》就端赖于这位老板，这样平凡的小人物在黄裳笔下纯然是白描笔法，平平淡淡的文字，然而其内里却厚实异常，像压得紧实实的茶干，就着淡茶，咬一小块，回味无穷，这文字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戴车匠》、《陈小手》，随着社会的变迁，写出纸铺老板这样小人物的人生沉浮，简直就是史公龙门家法写就的一部列传，这样的文章与《史记》、《陶庵梦忆》、《板桥杂记》无疑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的，隐隐有家国之思，又有一种人生的大追问隐于其中，但作者却如老板的老太太，平静地告诉人家老板死了，嘴角还挂着微笑———这微笑里其实是有泪花的，只是没让人看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