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中国无哲学”是个谬论 意见领袖不必神圣化

2011年08月01日 08:33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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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人认为，要让思想得以产生实际效应，最好的途径还是进入决策层。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徐：意见、建议能进入决策层当然很好，应该做这样的努力，这方面也有进步，有决策者逐渐尝到了听取意见的甜头，当然也有很多决策者只喜欢听到自己声音的回声。同时，让广大民众听到意见也很重要。

傅：那么，知识分子在当下怎样体现自己的独立性和社会担当？应该经由什么方式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徐：大家应该怎么做没有认真想过。对自己的要求是：不羡慕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拿课题多的人。发挥影响力不在于说话多，而应力求说得符合实际、中肯。

傅：大体上看，在我们国内真正投身学术的人，多数还是过书斋生活，这样往往会导致脱离现实。也因为此，有些人主张田野调查。比如曹锦清、陈桂棣等，他们的调查实践一出，往往引起很大的反响。据我所知，你主要还是过着比较简单的书斋生活，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怎样克服因没有走出去而可能出现的缺陷？

徐：一些“真正投身学术的人”，有权利，也有必要只“过书斋生活”。“脱离现实”不是优点，但也绝不是罪过，如果学问（纯学问、死学问）做得好，这是必要的代价，甚至是必要的条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社会需要也不是单一的，“相比空对空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各有各的用处。相对于我想准确了解当下中国现实的愿望，我自认为“过着比较简单的书斋生活”。但我还是尽可能接触实际，比如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调查研究，等等。

中国没有哲学? 　　

傅：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吸收和借鉴西方思想资源的过程。国内学者、思想家，据以理解和批判中国现实的，主要还是西方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此，李泽厚的思想近年重新得到重视。他借鉴了西方的经验，但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有强劲的生命力。你怎么看？

徐：人们可以试一下，不使用西方的，只使用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术语、理论来描述当代中国的现实，描述社会的问题、矛盾和思想争论，如果能做到，那当然宁愿使用老祖宗的而不是外国人的那一套。能不能说，所有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都是牛顿、巴斯德、开普勒等人的忠实信徒和代言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只用《天工开物》、《周髀算经》就行了？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术语、理论和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不是一回事，虽然确实有人只会套用西方的东西。

傅：对于“中国有没有哲学”，国内一直是有争论的，西方思想界对此也多有质疑。近年来，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转而鼓吹中国哲学。李泽厚最近出了一个访谈集，题目就径直命名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两相对比，给人一种乖谬的印象，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是国力强盛了，随之思想也快速提升了。对此，你这么看？

徐：我在中国哲学界混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说过“中国无哲学”的谬论。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的哲学搞得还可以。当然，很多年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没有其他哲学。至于西方有人倾慕中国的哲学，有从法国启蒙派的伏尔泰等到莱布尼兹，以及部分地还有罗素、海德格尔等，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西方人倾慕中国的哲学，不论是别有洞见还是善意误读、一厢情愿，以前都是诚心诚意的，现在倒有骗子想投机，乱拍马屁其实想捞好处，不过这种人很容易得手。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商人来参加广交会，只有日本人最精，他们手捧《毛主席语录》，身佩毛主席像章，和中国人谈生意顺得不得了，赚大了。

傅：如果学术思想界一般认为中国有哲学，那么，作为“文学中人”，在文学界，我的确在很多场合听到“中国没有哲学”的观点，这种认识即使到现在也未必有太大改变。有部分作家就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没能在世界上拥有相当的地位，与中国没有哲学有很大关系。

徐：我认为中国文学成就不显著不在于哲学谈少了，而在于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动没有敏锐感觉，对这种变动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没有深刻把握。也有作者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谈哲学、思想、文化、宗教、民众性、传统，等等。但一谈就出洋相。最好不谈，我认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大谈历史哲学，就是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