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者按：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近日出版新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此书是叶朗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和执教美学的结晶。在这部书中，不仅充分反映了叶朗先生的学术积累，而且展示了叶朗先生对当下中国美学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前沿问题的前瞻性思考。本报特别邀请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与叶朗先生就此书的出版，做一次学术对话,希望籍此展开对21世纪中国美学的创新之路的广泛讨论。

东西美学融合以构建现代美学体系

肖鹰：叶老师，您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与您现在这部《美学原理》先后相距20年。从主题内容来讲，两部书都是立足于现代形态的美学原理体系的建设。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您提出了建构现代美学体系的"四原则"：第一，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的贯通；第二，东方美学（对我们来说，着重于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融合；第三，美学和诸多相邻学科的渗透；第四，理论美学和应用美学的并进。20年后，在《美学原理》中，您又提出："所谓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文化的大综合。所谓文化的大综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综合，一个方面是19世纪文化学术精神和20世纪文化学术精神的大综合。"（P20）读您这两部书，我感到，虽然间隔20年，但是贯穿在两部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您坚持东西美学融合以构建现代美学体系的思想。

叶朗：你这个看法是对的。我为什么坚持东西美学融合的思想？第一，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端者、奠基者，由他们开拓的现代中国美学，与传统中国美学的基本区别在于什么？就在于中西美学融合。王国维的美学、朱光潜的美学和宗白华的美学，撇开传统中国美学不能成立，撇开现代西方美学，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是20世纪上半期中西美学融合的结晶。第二，现代性开始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运动带动了全球化的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但也带来了单一的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压抑、排斥和消解。反思现代性，检讨其根本局限，就是要重新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巩固和提升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存在近3千年历史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在人类文化中各自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真正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必须容纳多元文化的美学思想，在概括地意义上讲，就是东西美学的融合；第三，20世纪的艺术实践和美学思潮都表明，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线性运动，导致了西方当代艺术和美学的深刻危机，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美学内部纠缠着"艺术终结"和"美学终结"等一系列"历史终结"的梦魇。为什么"艺术终结"了？"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不同意这种"终结论"。我相信，人类存在，艺术就有生命，就有未来。我认为要摆脱"终结"的恶梦，就必须突破西方美学的线性进化思维，就必须开放视野，融合东方和西方文化。

从美学研究向大文化研究的扩展

肖鹰：我注意到，在您这前后两部书中，关于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建构原则，您先后分别使用 "东西美学融合"或"东西文化的大综合"。坚持东西融合，保持了您这两部书的一致性；从美学融合到文化融合，又产生了两书的差异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美学研究视野向大文化视野的扩展。在《美学原理》中，我读到非常浓厚的文化气息，生活气息。您主张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不仅是东西文化的大综合，而且是19世纪文化学术精神和20世纪文化学术精神的大综合。在这部书中，在阐述审美理论时，你引用了不少19世纪和20世纪中的文化和生活实例，这些实例，不同于艺术活动的实例，传统美学往往是忽视它们的。我感到，您引用这些实例，不仅突破了传统美学偏重于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的表述体系，而且的确表现出为美学理论营造文化大综合的底蕴的学术胸襟。实际上，在阅读《美学原理》时，我感到您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阐述，都表现了一种非常鲜活的文化意识，让读者明确地感受到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审美活动的鲜活的文化意蕴。这个特点是在既往的美学原理类著作中看不到的，当然，在您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也看不到。相比于《现代美学体系》，这是否是《美学原理》的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