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古人所谓“王道”和“霸道”的区分，说的也是同一种道理吧？

刘:正是如此！这正是那些鼓吹“大国”的言论，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这个“大国”的说法，既可以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也可以是个普适的世界主义概念，那么就不禁要反问:在民族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普遍受到质疑的今天，仅仅标举出“大国”二字，而抽掉了这一概念的确定内涵，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祸？

想当年，当中华世界被迫从一个文明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时，它的自我期许其实是由大变小了，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识滋养的士大夫，不得不强让自己的心智跟着狭隘化。幸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再提到“大国”二字，并不意味着就一准是大民族国家了——后者只不过是一种产生于近代欧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们尽管可以得到相应的庇护，但其心智也会被挤压成有限的存在。

记:我有点弄懂你刚才讲“没有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了，看来我们是先要想清大国之“大”，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有资格成为大国。

刘:针对这一点，还可以继续发挥出两层意思。先从外部世界看，如果你这个“大国”的概念里，充满了狂傲简慢，觉得终于轮到你这部分人群，转过头来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么，这种冤冤相报的态度，对于全世界都将是一场新的灾难。像这样的狭隘的“大国”，我们要它何益？但反过来，如果你这个“大国”概念里，充满了自省和自制，就像觉得小孩子还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负责任一样，那么，这就可以是一个道义的概念；而如果你基于这样的道义立场，去同等地处理全人类的问题，就会意味着普遍的人类福祉。

记:听你的话音，继续发挥的另一层意思，应当是针对内部世界了吧？

刘:是的。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说大国自应有大国之道，还因为要是一个国家的幅员没那么辽阔，或许尚且无需接受那么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验。由此，我们就须臾不可忘记，一个巨大的国家，首先并非意味着如何幸运，而是意味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应对和化解这种挑战的唯一方法，又绝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而是建基在道义之上的内部认同。否则，如果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净顾着在国际上跟美国争霸，而忘记处理好国内的认同问题，那么迟早会被一肚子石子给撑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话——“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讲得真好！而现在，应当给它配一个上句——“民族之上犹有国族在”！这样一种国族认同的建立，乃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而这样一种认同本身，又必须基于坚实的道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