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文明教化下，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识。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那里，其专业素养偏要诱惑他们去挑战这种常识。比如，我博士时代的同学樊刚，念的是经济学专业，所以就写过一篇《不道德的经济学》。而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学高全喜，近年来转向了政治学，所以这次又非常刺眼地，只是从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记:这使我想起政治学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尽管对于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倾向，而且总是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但毕竟只有马基雅维里，才公然地主张非道德主义，认为君主们只要有看似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尽可以不守信义。

刘:另一方面，这位公然教人邪恶的思想家，却又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从学理上讲，他把这门学科从神学和伦理学中剥离出来，使得专治此道者得以辨识政治学的基本单位，也使一般大众得以看穿权力运作中秘不授人的本质。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我那些身为专家的同学，才不屑于把自己的思想雷同于一般的常识。

记:那么，在当今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对待这种流播广泛、影响深远又众说纷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呢？

刘:针对你这个问题，最好去重温著名政治学家利奥·斯特劳斯的话，“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是在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

记:但如果遇到“春秋无义战”的局面呢？

刘:从文明进程的脉络来看，“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最好能跟另一句话联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这样的必要平衡感告诉我们，即使发现身前并无一个公平正义的过去，也不能放弃对于身后那个公平正义的将来的憧憬，否则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来安身立命的预期，人类社会就终将土崩瓦解。这就意味着，即使面对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无理纷争，对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仍然要有理性的限制。就算在道义立场和现实政治之间，有时候迫不得已地进行了权变，一位负责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应落在道义一边；也就是说，即使在特定时空中针对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种程度的马基雅维里手段，这种短期策略也必须起始于和复归于更高层面的道义目标。

记: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所谓道德不过是弱者的武器。你对此怎么看？

刘: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露出了马脚——如果你还只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说明你还只有小国心态，相反，只有当你把道德看作强者的自制时，那才是泱泱大国的神情。

记:这又是一种意义上的“小大之辨”了，愿闻其详。

刘:中文里的“大”这个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种物质体量，也可以代表一种精神状态。你看中国古代的冠礼，就是在提醒一个行将走入社会、马上就应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员，他打这以后就算是长“大”了，所以他从今往后的行为举止，要更像个大“人”的样子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大国”的这个“大”字，若从深层语义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也就是说，这个“大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用来管制和压迫别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概念。而只有成为后者，就一个国家主体而言，才会有道义的力量，才会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才能不怒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