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劼：我不怕得罪人 北京皇权文化景观十年未变

李劼，生于1955年，上海人，文学批判家。（图片来自李劼个人博客）

点击图片进入>>>>[独家]北京文人集体遭批判 北岛等被指皇权意识重

凤凰网文化讯 日前，微博网友@荣剑2008 发出一条长微博，内容为来自上海的文学批评家李劼的一篇题为《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的文章。该文长达3万余字，文中的批判几乎横扫了当今中国文坛声名煊赫的北京或具有北京背景的文人。平静许久的文坛一时波澜乍起，众多网友、文艺界人士也纷纷从世界杯的焦点中抽身，投入到这一事件的热传和议论浪潮中。

针对此文引发的反响，凤凰网文化联系到了远在美国的李劼，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李劼表示，这篇文章在能在时隔11年后被热传，是因为北京的皇权文化景观依旧未变，自己提到的观点后来大都应验了，很多文人太不争气。对于如此大力度大规模的批判，李劼坦言自己并不在意得罪圈内人，他最喜欢的就是直抒胸臆，虽然其中不乏调侃，但骨子里是相当严肃的。

写作缘起：美国刮起吹捧大陆作家之风

凤凰网文化：《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文末所注写作时间为2003年，当时着手写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心境？

李劼：这篇文章并非独立篇章，而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备忘》中的倒数第二章，第九章。“备忘录”的写作缘起，是当时美国学府东亚系一些来自台湾的华裔教授胡乱吹捧大陆作家，引发周围某些朋友的反感，恳请我作出反应。再加上以前上海的某些同事，在编写现当代文学史论的时候，故意删除八十年代的一些同行，也让周围朋友不满。有朋友也为此要我出面写点什么。可以说，此书最先是从上海的文坛个案引发的，跟北京文坛毫无关系。后来是既然写了，就一发不可收，索性如数家珍般地一路数落过来，最后才写到了北京文人墨客的头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凤凰网文化：文章出来后，当年有没有引起像如今这样的争议和反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李劼：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当时并没有在网上到处流传。相反，有关上海的那些章节，倒是在网上流传过。因为远在美国，也没注意什么反响。

不惧争议：我只是直面历史 骨子里很严肃

凤凰网文化：这篇文章在微博上被热议的同时也引起质疑，焦点之一是说通篇有很多假设，论据不足，带有很强烈的主观偏见，并非客观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只是将精神分析发挥到极致的文坛八卦，有挟私见之嫌。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声？

李劼：这种非议，也同样可以用到《世说新语》头上，甚至可以用来挑剔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著。因为这部备忘录并非考据式的历史钩沉，而是对八十年代乃至当今的中国文坛及其人文景观的扫瞄。虽然其中不乏调侃，而骨子里是相当严肃的。或许只有怀有着看八卦心态的读者才会从中读出八卦来。因此，不在乎这些八卦读者说什么。老实说，我比较在乎《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又名《枭雄与士林》）等著在读者中的反应，比较留意我论说乔伊斯、木心的论著和文章在文学界的反应，至于这篇文章引起什么反应，不太当回事。假如有人看了不服气，可以自己去写。我在备忘录的引言里就说过，希望有许多人从自己的角度写下那段历史。可是，直至如今，没见到什么人真的去写。有些昔日的同事同行，热衷于编写教科书，但不敢涉足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书写。我刚好相反，最痛恨的就是编写教科书，最喜欢的就是直抒胸臆。至于别人怎么看，由不得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希望看到异口同声的反响，比如一样的掌声如雷，一样的狗血喷头。

凤凰网文化：当事人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想过会因此得罪很多人？

李劼：也许有吧。但我没有直接听说过。只间接耳闻，被我批评的某同事，曾经公开承认过，我在书中提及的往事，属实。至于得罪不得罪人，跟我没关系。那是被评论者的反应。有的人认为得罪了，有的人根本不在乎。曾经听说，王朔回应别人问他，如何看待李劼评说他的文章，他开口就说，李劼是朋友。还告诉人家，李劼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都是有话直说的。确实如此。九十年代在上海有个文学讨论会，与会者逼着我当着王朔的面，论说王朔小说的长长短短。我就当面说了。王朔非但没生气，还很高兴。

十年之变：北京文人太不争气 我的批判大都已应验

凤凰网文化：现在如何看待自己十余年前的这篇文章？心态和视角有无变化？

李劼：此章写完后，就扔一边了。直到如今被人挂到网上，引起热议，才回头跟大家一块读了一遍。发现此文写得很好。就是后面部分写得草率了一些。十多年前的李劼眼里的北京文化景观如此，十多年后的李劼眼里的北京文化景观依然如故。这不是李劼没长进，而是那个景观没变化。

凤凰网文化：您当时写作此文时是想通过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传达什么？

李劼：也许应当转发给学府里的大学教授，或者想得诺贝尔什么奖的什么名流。因为本人的写作，没有目的性可言。虽然有激发点，比如回应一些教授学者的胡言乱语，但即便如此，写到后来也忘了那些胡言乱语了，只知道埋头于自言自语。说完了也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有没有读者。我知道学术著述可以在学府里挣得生存利益，但这跟我这样的方外之人毫无关系。我也听说，文学天然就有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责任，但这跟我也没关系。我始终坚持认为，我只能解决我自己，触动不了社会，更遑论什么改造国民。那应该是鲁迅的专利吧，跟我无关。

凤凰网文化：十一年后文章再度被热传，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李劼：可能是因为我所写的人文景观依然如故的原因吧。也可能是当年脱口而出的一些感受，不幸而被言中。那也不是我太有先见之明，而是我看到的人物太不争气。备忘录里提到的不少人或事，后来大都应验了。这不是我站得高，而是他们自己喜欢往下跳。

文化人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很可怜

凤凰网文化：您在文中的批判几乎横扫当今中国文坛声名煊赫的北京文人，您选择了用地域划分文化基因、文人习性，但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是否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是中国人的通病？

李劼：应该说是挨个或者说逐个评说。我不过是个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就算手里有把扫笤，也扫不动那么多的名人呀。至于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虽然大凡中国文化人，多少都会染上一些，但北京城里的文人，特别浓重。那也算是近水楼台吧。相比之下，上海人的特征，就不是皇权意识，而是小市民习气。这在我的书文里，也没少提及。

凤凰网文化：一个人的人格和文学成就可否区别对待？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不是那么高尚。

李劼：这两者能截然分开么？比如郭沫若的那些颂圣诗，能说人格不行，而文学成就却很高么？还有，我从来不说每个人的人格，真要说也只能说某一个人的人格，只能说某一个作家、诗人的人格，或者某一个政客、官员的人格。至于每个人的人格，从来在我的话题之外，就好比解放全人类那样的牛皮哄哄，本人一向避而远之。也许只有上帝，才能评判每个人的人格。再说了，我也不喜欢评判他人的人格，因为那是他人自己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描述现象，不探讨现象当中的人格。就算郭沫若那样的文人，我也只说他的诗文如何，不说他人格如何。儿子被害死了，一声不吭，你还忍心谈论其人格么？因此，其实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活得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