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像侦探小说一样拼出历史事实

2012年07月26日 10:0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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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偶然因素

时代周报：您的书里非常重视偶然因素，经常做很多的假设的，您觉得对历史假设，意义在哪里？

杨奎松：按照传统的解释，今天中国的发展一切都是必然的，走这条路是必然的。我注意偶然因素的影响，是希望大家了解，历史上哪一步走错了、哪一步没跟上，都过不来。这对今人来讲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客观条件要更重要得多。过去在革命思维的作用下，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实际上，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靠人力是创造不出条件来的，硬去创造“条件”，要么会付出极惨痛的代价，要么创造出的“条件”也构不成真正的条件，上去一下也是假相。我讲偶然因素很重要，就是提示读者，历史的发生、发生固然有一定的规律、逻辑和取向，但离开了具体的、现实的、既存的条件，想一步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其实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历史上曾经很成功的中共，也是要循着种种具体的、现实的和既存的条件前行，人的或领袖的作用，最主要的只是在于能否发现、尊重和抓住那些具体的、现实的和既存的，有时可能是一闪即逝的客观条件为我所用。任何脱离实际或不尊重实际条件的追求，任何僵化的意识形态指导，都一定是要碰壁的。

回顾建国前的历史，西安事变和1946年和战的抉择，都是中国革命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但两大事件背后的各种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中共能抓住机遇，全在它的领导人发现并顺应了当时各种现实的和既存的客观条件。这两大事件固然一是防守的，一是进攻的，中共选择的方向有所不同，结果在短时期内表现各异，但最终对中共都是有利的。

时代周报：您一直对人物研究有兴趣，着墨也经常在此，为什么？

杨奎松：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历史是人的历史，我们对人的关怀及解读人的命运变化更容易反映历史中人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对人的影响，因此，研究人更容易让读者看到历史及历史中人的复杂性，看到社会发展影响的复杂性，也更容易打动人。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持续地关心历史中的人，研究历史中的人，过去很多太过片面或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形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对革命史中的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这种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说，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下一步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发挥作用。你在研究中共成功之道以后，会怎么看待中国下一步发展？

杨奎松：我一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读故纸堆，评论当今，特别是预测今后的发展路径，我想我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假如要我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里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要突破意识形态和既有的僵化思维模式的束缚与影响。共产党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政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主观设定的理想目标之上的。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想目标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具体的、既定的社会现实或客观条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很可能成为人们走向理想目标的严重障碍。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如果不放弃革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与旗帜，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改制”、“改编”，就不可能从两三万人一举发展到上百万人。改革开放后，如果不是两三度修正传统的意识形态语言，不是邓小平发令停止“姓社”、“姓资”的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还是在原地踏步，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因此，领导者或者执政者必须清楚地了解中共几度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必须清楚地了解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历程和总体趋势，否则就形不成应有的战略眼光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