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像侦探小说一样拼出历史事实

2012年07月26日 10:0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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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1953年出生，懂事后的教育几乎是在“文革”年代完成。尽管“文革”末期他就开始比较并注意到马恩学说和官方说法的不同，敢于写文章去批评当时的官方说法，但是，他承认，与生俱来所受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对他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从我在天安门事件中和坐牢期间写的诗词中就能看出来，‘革命’那种观念是深入到我们当年年轻人的血液里的，言谈话语或诗词歌曲中都能体现出来。当年写反诗的我，丝毫不会像今天这样去想问题。当年读雷锋的名言，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时候的年轻人会思考一些问题，会照着书本批评政府，但对自己相信的东西，还是很难轻易去怀疑。理论上我会知道马克思怎么讲，教科书里怎么讲，会比较谁对谁错；但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各种各样涉及‘革命’的观念或概念，我还是会先入为主地把它们看成是对的。”

让杨奎松开始改变“黑白分明”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是他的入狱经历。自己一下子从革命青年，变成了反革命，包括在和狱中的一些犯人深入接触后，都使他看问题变得复杂和成熟了许多。他发现，所谓善恶是非其实是不能简单地从一个角度来做判断的。不要说对这位曾经的惯偷应该如何判断其人的善恶，需要有更复杂的眼光和多面的考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对我们今天认定的好坏人，也需要有多角度的了解或理解。“比如我就曾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当年如果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从监狱出来，很多人不了解我的人，必定会把我看成坏人。而熟悉我的人，或者我的亲人，肯定不会这样看。”

同样，他相信对历史问题的观察及其态度，也要避免观念先行。他举例说：“比如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中国人的看法就非常对立。很长时间以来，站在同情国民党一方面的人，一定把毛泽东妖魔化；站在中共一方面的人，则一定把蒋介石妖魔化。双方面看自己的领导人，自然好得不得了。如果我们始终这样看历史，历史还有真实可言吗？”

独立思考和不轻易下判断的习惯一直体现在杨奎松的研究中，他的这种研究态度也引来了不同的看法。肯定的说他“冷静、理智、全面”，否定的说他“不彻底”，“缺少批判力”。但杨奎松对这一点很坚持，他总是讲，历史研究第一位的是要求真，即要尽可能地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在努力求真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对历史何以发生做出论据充分，且符合其时空背景的合理解读。至于评判，在他看来未必是历史学家必须要做的事。雷颐对杨奎松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评价说：“把党史变为历史学，是一个时代的要求，许多人这方面作出了成就，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五年党校经历接触到珍贵资料

大学毕业后杨奎松被分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中共党史研究新成果的地方。在党史研究编辑部的五年，给杨奎松的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通常认为高华和杨奎松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中两种研究方法：高华是用人们常见的材料得出不常见的结论；杨奎松是大量发掘新史料，与旧资料勘比结合，发现新史实。

杨奎松能发掘到的新资料之丰富，让许多人叹为观止。而他所以能够有如此之能力，早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央党校工作过，并且还赶上了一个中央档案馆比较开放的好时候。杨奎松在新书发布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情况，说：“在我80年代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当时档案根本不开放。海外有些学者，批评我们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认为我们的学者长期没有太多新的突破，很多应该去找的档案都没有去找。我后来特别解释过，说明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上半期，我们要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在中国的官方研究机构工作；一个是你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有足够的条件，能够到海外去。当时有几个中国人有条件自由出国？因此，后一个条件其实不存在，主要要靠第一个可能。我的幸运就是有机会进了中央党校工作。”

杨奎松相信，他能够成就后来的研究，早年最主要的就是机缘巧合地进了中央党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当然，光有机会还不够，还要有意识、有雄心。因为当年，包括今天，在中央党校，甚至在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到这类珍贵资料的中央研究部门中工作的研究者不知凡几，真正能够像杨奎松这样有目的、有意识地发掘史料的研究者并不多。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这几年的机会阅读大量档案资料，等到90年代开始有机会去俄国、美国、日本，和台湾查找更多方面的史料，杨奎松才得以在那些年里开始一本又一本地形成他的研究成果。

努力求真的不懈追求

把自己研究1949年以前的四本书以《革命》之名结集出版，在杨奎松也是想给自己前三十年的研究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说：“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开始写，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一步一步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我从2000年以后开始着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前历史研究基本上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出版社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我也觉得不如干脆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好全力以赴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杨奎松经常在书中对历史提出一系列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不是A而是B会怎样？在总结《革命》的四本书的时候，他也问了一连串问题：“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事件。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大家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又为什么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来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大家关心的许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