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像侦探小说一样拼出历史事实

2012年07月26日 10:0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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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本报记者郭杨摄

本报记者张润芝发自北京

杨奎松今年59岁，很多读者见过他之后都悄悄议论：“太年轻了，看上去像40岁。”对于他的同行们来说，羡慕他长相年轻之余，也羡慕他60岁不到即出了一整套的题材宏大的著作集——《革命》，将自己过去的研究做一个总结。

这套刚出版的《革命》著作集包括杨奎松的四本旧作，从不同角度回顾建国前的革命史：《“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此前这些书出版时均引起过学界和普通读者里不小的震荡。历史学界素有“南高北杨”的说法，在高华早逝之后，杨奎松出了这样一部著作集，也让学界对他寄予更多期望。

写诗的年轻人

杨奎松在网上的履历里有一句“半年坐牢”。这是指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激愤于政治状况写了几首诗以示抗议，在“四五事件”后被捕入狱的一段经历。就在群众抗议活动被镇压的第二天，首都体育馆举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万人大会中，他的一句“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就被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刘传新在报告中当“反诗”公示于众了。

在这之前，杨奎松是厂里的好工人、先进生产者，甚至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习小组。一下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这个反差可想而知有多大。但问起他当时的感触，他很淡然地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同情，我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也不承认，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今天说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认识我的人没有人会把我看成坏人，当时很自信，所以没觉得怎么样。”

被抓进监狱的最初几天，杨奎松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在只有一个人的一间空荡荡的牢房里，只能隐约听见外面喇叭的声音。他回忆说：“我原来在厂里是羽毛球队的，在牢里闷得不得了，因此还每天坚持练打球的步伐，跳来跳去，很少去想什么将来，当时真的不担心。”通常有过牢狱之灾的人都会回忆狱中生活对自己的影响，但是杨奎松不觉得有多可怕：“也许是因为没有受刑挨打吧，我个人没觉得这件事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刺激。这之前我不太了解自己，蹲监狱那次我就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心态，无所谓，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杨奎松的同行们一直评价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理性和冷静也许就来自他的这种遇事比较淡定的心态。谈到1980年代有一段时间大学教师工资低，北京某大学有副教授在学校里卖菜卖煎饼，时人议论纷纷，他当时想的是：“这有什么，如果我没法教书了，蹬个三轮车我一样敢上街去卖菜。”

让党史回归史学

杨奎松上大学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拿的是“法学”文凭。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雷頣的话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被定性为是高于历史学科的指导性学科，因此，明明只是历史一部分的党史，不仅成了一门独立学科，而且在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制的时候，还被划成为法学学科了。

但那个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很多海外的不同信息、不同说法已经逐渐传入到大陆来了。正是不同于传统写法和说法的信息，使得杨奎松和他的同学们对传统党史的教育和说法越来越感到怀疑。

大学的毕业论文，杨奎松做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过。这一政策的确定，可以说决定了中共后来的生死存亡。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是中共自己独立自主的制定，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因素的影响才形成的，这在当时对杨奎松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年的说法是，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共革命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是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后快一年才提出并确立起来的。因此，传统党史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遵义会议的一种结果。然而，杨奎松考察当时有限的历史资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并得到了学界的肯定。这对杨奎松是个很重要的鼓励。他说：“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考察、重新结论，其他问题自然也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