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致梁漱溟

2012年06月01日 10:20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谢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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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总编辑孙炳文先生，看到您稿子的署名总是“寿民”、“瘦民”，便提笔代拟“漱溟”的笔名，先生颇觉别致可喜，沿用之。孙先生与女编辑任维坤，结为百年之好，一代才女孙维世，便是他们的贴心小棉袄。而任维坤的妹妹任载坤，便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

先生的《究元决疑论》，既反映一己的心思，也是对报人黄远生的纪念，在《东方杂志》发表之后，颇受学界瞩目，在范静生先生介绍下，前往拜访蔡先生。蔡先生其实在上海已经看到该文，一番倾谈，甚为投契，蔡先生邀请您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先生于1917年10月，交卸司法部秘书职务，与陈独秀、胡适，同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既是先生人生的一大转折，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桩盛事。

先生要在“新潮”、“国故”之外，梳理东方文化的特性，为东方文化声辩，这对于意气用事的国人来说，无异于捅了马蜂窝。

具有庸俗进化论倾向的新文化弄潮儿，把“古今问题”转换为“中外问题”。也就是说，在陈独秀一帮人看来，古老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其实，就是把中国充分世界化的问题。古老的中国，在新文化领袖看来，可以说一无是处，遭得很。而“国故”派，只是认为古老中国好得很。表面上看，“新潮”与“国故”势不两立，其实，当“新潮”具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候，“国故”派，没有真正的说服力。

先生之可贵之处，正在于赞扬民主和科学为西方文化之两大异彩，并对“新潮”莫逆于心，但，先生要告诉大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怎么过来的，而西方文化又是怎么走过来的，理性分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缺点，充分说明了先生好用心思、不苟同的风格，令人赞佩！

可以想见，先生在新文化运用的风口浪尖，讲述东方古学所面临的压力之大，正是这种压力，产生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经典。

有一张北大的老照片，能够印证这种压力。北大哲学系学生照毕业照，好多先生穿长袍马褂，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梁先生相邻。照片洗出来之后，冯友兰给陈独秀先生送照片，陈先生边端详照片边发感慨：梁漱溟的脚伸得也太长了。冯友兰说回应：陈先生，请看清，这是您的脚，已经伸到人家那里去了。

1924年，已经站稳讲台的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是否受够了这种环境的窝囊气，不得而知。先生宣讲辞职的理由，确实令人心动：先生讲，学生学，不是一种好办法，因为老师只管灌输知识，而不管学生的思想和生活。

先生要与青年为友，一要帮着青年走路，二要注意到他的全生活。后生觉得，先生的办学思想，来源于孔子的私学和宋代的书院。尽管曹州中学失败了，曲阜大学的愿景也无从实现，1925年春，先生回到北京，住清华园，发誓三年不出。由于先生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曹州中学有几位学友，前来追随先生，不得已，师生在什刹海赁房而居，师生在一起，濡染观摩，虽然清贫，“回也不改其乐”。学友们随先生从游，砥砺品行，切磋学问，特别有意思的是，很早就起床，坐而论道，举办朝会，团坐静默之后，先生偶亦发表朝话，无不有感而发，流淌着一股真善美。

先生一生，除了教书，还要进行人生思想和社会活动。先生身边总有学生追随左右，深为敬服先生个人魅力的同时，不能不说，曹州中学、勉仁中学，先生书院似的教育理想，得到了相当的实现。

先生一生，可谓生于忧患，历经晚清、北洋、北伐、抗战、内战、建国、文革、改革，饱经风霜，艰苦备尝，特别是三个“九一八”，给人难以忘怀的印记。第一个“九一八”，先生已经在山东邹平开展第三阶段的乡村建设，国难日亟，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必须加紧进行，此时，先生以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出现；第二个“九一八”，指的是1941年9月18日，先生在香港首创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一是唤起国人，共求大局之好转，一是开辟自由言论的园地，此时，先生不避艰险，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采；第三个“九一八”1953年9月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先生犯颜直谏，“但我亦要考验共产党所云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何，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意指毛主席末后自行收回说我有恶意的话。”此时，展示了先生的儒家风骨。

不少学界晚辈，看到先生第三个“九一八”的大无畏气概，真想把先生树立为反抗威权的典型，无奈，先生却一直在反省自己，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须行恕道。其实，早在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间，毛润之就经常出现在同事杨怀中先生家中。1938年，先生出现在延安窑洞之中，并彻夜长谈，是有着内在渊源的。也正因为，有了在窑洞的交谈，对润之有知己之感，同时共产主义可以破除“我执”，这样，先生与主公才能够“和而不同”，无奈，主公不仅不能理解自己，还给自己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

1974年2月，先生在政协学习会上作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阐述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引发了长达半年的批斗，9月23日，召集人询问先生对批判大会的看法，答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正是先生特立独行，表里如一的儒家本色。

谁也没有料到，先生能够穿越时空隧道，活到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更让人惊诧不已的是，先生这位最后的儒家，在1978年2月的“两会”发言，痛陈中国要完善法治，现在是转折点，因为，人治将日趋没落，法治将日益兴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后生从您身上看到儒家宪政主义之深邃。

1988年4月13日，先生到良乡上祖坟，因为风大，致使病重。临终前对医生说：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话音刚落，先生往生，时间是1988年6月23日上午。

呜呼，先生尚飨！

后生谢志浩

2011年12月11日，荷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