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公民 再做儒者：台湾教授的公民儒学与社会实践

2012年04月10日 10:02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林安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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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学讲的就是这些，在公民社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国学热应该落叶生根，也一定会枝繁叶茂。

儒学不是简单恢复过来就好，或继续大谈三纲，三纲是上下长幼尊卑的绝对隶属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伦理不是以礼杀人吗？肯定不可以，而是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群己有义（公义或公共的正义）。群己的公共正义从哪里来？从公民意识中来，每个人都跟卖主索取发票，他能逃税吗？他不能逃税，该缴的税都缴了，你帮他做了功德，你也为自己做了功德，这是新的功德概念。

功德箱的捐款要共同签名才能打开

台湾人的公民意识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好。我到台湾去看妈祖庙，过去要功德就是捐钱，这些钱最后都到哪里去了？现在在台湾，凡是很大的寺庙，人家把钱放进功德箱，多半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管理系统。比如打开这个功德箱得有三把钥匙，由三个不同渠道的人掌握，当他们共同打开后，经过计算要签名盖章，这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

不要不好意思，必须清清楚楚，这很重要。二十多年来，台湾很可贵的社会实践之一就是培育了这些做法。台北市各个捷运站（地铁站）常常非常拥挤，但大家乘坐电梯时，手扶梯左边一定会让出来，赶时间的人可以一直往前走，没人敢插队，这就是公民意识。

光物质条件还不够，公民意识很重要，单位里有些地方不干净，有没有要求工友打扫干净？在学校里看到教室不干净，我们会要求学生帮忙处理干净。学生的基本教养一定要好，基本的礼仪礼貌要有，有“礼”的规范才有“义”的法则，才有“仁”的感动，才有“德”这个本性，才有“道”这个根源，“道、德、仁、义、礼”才能够守得住，这样才能成为守法的公民，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公民”跟“人伦”是两个综合体

公民意识需要实践，而把儒学放到这个场域来说，就是公民儒学，现在实行公民儒学比以前容易多了。

比如《论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说，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现在变化很大，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平等多了，我的儿子只要是温和地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抽烟还是比较不好的”，我在家里就很少抽烟了。

孩子讲这些话时很平易，家里有家里的“公民”，此外家里还有“人伦”，注意“公民”跟“人伦”是个综合体。作为家里的公民，依照人伦的礼仪很恰当和气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儿子、父母都好当多了，千万不要误认为下一代人那么难管。这个说法是错的，说明你自己还没有恰当的转变好角色。家庭是人伦跟公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但“人伦”为重。

孩子慢慢长大后，要让他知道一些道理。比如说祖父生病了，你想抽空回去看他。上个礼拜已经说了，这个礼拜一定要回来，再忙也一定要回去。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人跟人之间更内化的关系，这时的长辈要有威严，父道、父亲、父情，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把握住。孩子懂这个了，很好，出去做事他会清楚知道，其实社群里仍有上下长幼尊卑的区别，每个地方还是有分寸的，公民意识以外，还有人伦之礼。

新时代的儒学，不是把旧的《弟子规》重新念一念就可以。《弟子规》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也有很多问题。奉母埋儿可以吗？卧冰求鲤行吗？二十四孝其实就是帝皇专制、父权高压这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帝皇专制化的儒家内容，不是今天生活中的儒学，也不具有批判性的意义。

多数人之上一个“普遍之公”

儒家并不以“顺服伦理”为主导，儒家是“服从道理”的。有人问孔老夫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意思是，与其向比较尊贵的祭祀场所的奥神祈祷保佑，不如向并不尊贵但五祀之一的灶神祈祷保佑，但孔子的回答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这话不对。如果犯了滔天大罪，向什么神祈祷也没用了！神明是不能买通的，“道”、“礼”，是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你不能得罪“天”。

须知：我们的“天”就是“公”，公民社会的公。有益于公道人心者，有益于公共事务者，能满足公共之利益者，则为是；违反公共利益者则为非，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老师，公是什么意思？公就是普遍之义，理想之义啊，并不只是肯定多数人之义。多数人的意志，乃至几乎全部人的意志都不能等同公共普遍的意志。

举例说，所有人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才投票吗，如果不同意，少数服从多数，那就不能投票？那就不是多数，是全数了。什么叫多数？什么叫全数？什么叫普遍？10个研究生上课，很好，我们现在达成共同的协议：从今天起研究生就不用来上课了，老师也不用来教课，当然学费还是要交。他说老师分数怎么打，或者说大家决议好了，分数第二位数字是9，第一位数字根据学号第一个字，从90分到99分不等。请问这可以吗？有同学说不可以，因为老师不同意。老师如果同意呢？还是不可以，因为学校不会同意。要是学校同意呢？还是不可以。为什么？天公不能同意啊，你违反天理，学生读书，老师和学生肯定要来上课的。要不然老师领薪水领奖金这怎么可以？公不是一人之公，也不是多数人之公，公是多数人之上一个普遍之公。所以很多事不是投票就可以了事，必须要讨论、议论，这个议论就是公共论述。

《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不得不通过话语的辩论来跟人家讨论。“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何必曰利”，这是公共论述，公共论述就要问，我们如何在现代的公民社会里安身立命。跟以前小农经济传统社会以及家族伦理下的安身立命不太一样，你的左邻右舍不一定是你的亲人。你离开家一段时间，敢不敢把钥匙交给对方？如果敢，这个社区还算不错。

我住在台北老社区，孩子出去忘了带钥匙，我就把钥匙交给对门的张妈妈，孩子回来会找张妈妈要。当然可能相反，你不敢交给亲人，反而能够信任邻人，邻居是公民之人伦，另有朋友之伦在里面。所以光法律约束公民是不够的，要以公民做基础点，变成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君臣有义，或者公共跟个人之间有义，新的五伦观一样可以在这里生长。

儒学生根不能离开生活世界

儒学现在看似大家都在讲，但是儒学需要生根才能发挥实际作用，而生根不能离开生活世界。台湾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我记得在郝柏村当台湾“行政院院长”时，曾发起一个运动叫“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到1990年代末，我记得在中正纪念堂前，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展演，结束了，很多人留下来，帮忙整理现场。当时我非常感动，大概不到10分钟，很大一片广场整理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公民意识的作用，几次以后那种场合就不会有人把纸屑留下来。

当然一个社会再往前，也不能保证永远那么进步。有一次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走，前面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居然有个人从里面丢出个垃圾来，我非常生气，很可惜那个时候手边没有相机。我当时真是很生气，就念他的车牌号码，我跟孩子说，把这个号码记着，最好有一种咒语念三次它就熄火，车开不动。

怎么样发挥公民意识？随时拍下来是办法之一。台湾现在有一个流行规则，手机也能照相了，碰到就照相举报。

王阳明看到宦官刘瑾乱政，居然一群高官都不敢说话，当时有一个谏官戴铣曾专门向皇帝劝谏，但上书还没到皇上那里，就已经被刘瑾扣住了，而且还把他抓到监狱里去。王阳明为什么敢于出来挽救，就是凭着一股真正内在的善的动能，现在，就是社会的公民意识。我作为一个君子，能如此吗，做公民能如此忍受吗？王阳明付出了什么代价？下放到贵州龙场驿（今天的修文县，在贵阳北边的山里），沿途还被追杀，而他就在那里悟了道，成为一代大思想家，并且还带兵平宸濠之乱、平定山寇，影响到日本、韩国，他的学生朱舜水到日本，影响整个日本。日本近代改革跟阳明学有密切关系。

什么叫大儒？包含了一个正义的观念。孟子说，作为大丈夫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公民社会有没有“正位”和“礼”？有，公民。有没有“大道”可走？有，公民之道。有没有“安宅”可居？就是公民社会啊。

作为时代的新儒者精神，“公民”两字非常重要。实实在在可以做。在你的生活中，当你看到年轻小伙子，居然随便把垃圾一扔，你完全可以过去说：年轻人，你不小心掉了东西，记得捡起噢。有礼貌地提醒他一下，社会就会慢慢变化。社会改革，需要“点滴工程”，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大幅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点滴工程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做起来，所谓儒学之生生之德（“生生”乃是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沟通“天”、“人”的基本动力和特性。被理学家普遍青睐，其原因就在于“生生”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期待在新时代大家作为新的公民，有新的发展，而在那样的做法底下，有好的公民社会，有好的社群，我们就能与人为善、与人为美，就能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适的场域里，在天地里我们可以悠游自得。

（林安梧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