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公民 再做儒者:台湾教授的公民儒学与社会实践
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公民儒学”是我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公民社会年代继续发展的儒学。时代变化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可以简单地把“公民”和“君子”两个概念做对比。儒家强调成为“君子”,而我讲,现代社会必须先成为“公民”然后再谈成为“君子”。什么叫“公民”?从伦理角度讲,最基本的你应该先做到,你想着权利时,应该记着义务,先做好公民,再谈君子修养,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会的年代,“君子”应有新诠释,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湾有个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统一发票”。买什么东西都要求给发票,起码要有收据,才不能逃税。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据,并不是计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发票,款价就清清楚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公民意识”。
当代社会培育“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来深圳,我看到有个标语非常好,叫做“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识”。谈“公民儒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谈。君子儒学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内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
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边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国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识有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
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问,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进到了“民主宪政”的年代。毕竟过了100年,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
不是大多数人决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来,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否同意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就谈民主,多数决就容易变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儒学会隐含一些问题。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就变成没分别了,只是可能重点不在于夫妇有别,而在于夫妇有爱。“五伦”其实是好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不能再提带有专制意味的三纲。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有人就问了,现在进到公民社会年代,儒学还有什么好恢复的?儒学很重要的内容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它代表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关怀,一种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个最真实的关怀从何处来呢?来自“家庭教养”、来自对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说“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从“孝”讲仁,从“悌”讲义。从而可以讲礼、讲信、讲智,仁义礼智信都有了。
发挥公民意识,从小事做起
现在谈仁义、谈孝悌之道,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有。现在做孝子会不会比以前容易一点?容易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爱容易多了。大陆的年轻朋友会跟我说,哪里容易?现在都没有兄弟姐妹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出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之伦如同兄弟一样。
现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一定不会是我跟我父亲以前那种关系。我对我父亲非常敬畏。我跟我父亲有很多话说,但是我不可能在父亲面前跟他接近于平等对话。在新时代,必须重新调整,该怎样倾听子女的声音,子女怎样体谅父母?要重新思考新五伦关系,乃至必须有一个第六伦。台湾李国鼎先生以前提到过第六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之外,还有“群己”关系,主要内涵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如果说“五伦”是儒家的传统“等差之爱”,“第六伦”则是“大爱”。
在公共领域,作为参与者,作为公民,该怎么办?这很重要。学术界讨论学问时,你依据公民的良知,依据了解到的知识,可以提出意见公开讨论。这个时代,儒学可以更坦然、明白;更平易、自然;更可以畅所欲言。不必考虑太多上下长幼尊卑,种种复杂的人情人际关系等。公民儒学提倡“公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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