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丢失的历史密码
瀛生也毛遂自荐到满文书院担任授课老师。他的加入让北京满文书院师资力量大增。
金宝森把学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满族,想了解自己祖先的语言。有一对包姓父子,父亲带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逢课必到,风雨无阻。金宝森问男孩,为什么对这种曲里拐弯的文字感兴趣。男孩说:“那是我的‘母语’。”
另一类是出于工作需要。清华大学的吴宗泽老师是搞科技史的,在研究铸造业历史时需要使用满文资料,所以到满文学院学习。
北京满文书院从1985年3月一直开办到2000年夏,前后15年,上千人参加了免费学习。
“新清史”,大洋彼岸的薪火
上世纪90年代,北京满文书院名声远播海内外,陆续有人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求学。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甘德星90年代曾在哈佛大学研读“新清史”,利用暑假专程赴北京学习满文。
对这位从大洋彼岸前来求学的学员,金宝森非常重视,他让瀛生给甘德星开小灶,一对一授课。
甘德星之所以重视满文,是因为美国有研习满文的传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常年开设满语课。“在美国,研究中国清朝历史,阅读满文的能力被当作必备条件。”哈佛大学博士生欧麦高(Max Oidtmann)从2004年起追随欧立德学习清史。
欧立德以及欧立德的前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满语造诣都非常高。欧立德现在是“新清史”的领军人物,而已故的弗莱彻教授则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撰写。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意识到满文对研究清史的重要性。以研究军机处闻名的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Bartlett)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满文的重要性。
她说:“许多清朝中叶甚至晚期的满文档案,从未被翻译成汉文。未来的清史学者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学习满文相当值得。”弗莱彻也曾经说过:“一个清史学者如果要做第一流的档案工作,必须要学习满文,并且经常比较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满汉史料。”
欧立德1979年在耶鲁大学读本科选修了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中国史课程和白彬菊的满族史课程,发现了这个巨大宝藏。1990年,他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读博士,从此辗转东京、台湾和北京学习满语。
在学习满文的过程中,欧立德的认识有了新的拓展。他提出的问题是,档案馆中大量满文档案说了些什么?它们说了哪些汉文档案没说的事?有的满文文献虽然有汉文参照本,但是,满文档案中的微妙之处是否精确地翻译出来了?
如果我们能够阅读满文原文的话,一定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发掘,对清朝历史的理解和阐述也许就会不同。这些便构成了“新清史”的基础。
欧麦高在导师欧立德的建议下,2005年年初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他在新疆农业大学跟随一位叫安成山的锡伯族老师学习满语。
在安老师帮助下,欧麦高到察布查尔接受满语的熏陶。以后连续几年,每到暑假,欧麦高都会去察布查尔待上一个月。
2010年,欧麦高来到北京,到人民大学清史所访学。整整一年,他都蹲在一史馆看档案。这让吴元丰想起20年前在查档案的欧立德,“大洋彼岸的薪火相传着实让人感动啊”。
目前欧麦高正在兰州大学学习,为期一年。
“我并不把这些档案简单看成文本的总和,它们是一个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探寻过去的处所。满文则是探寻的最重要工具。”欧麦高说,满文使他好像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频率,而这个来自过去的声音,能帮他揭开很多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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