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

2011年09月16日 09:53
来源：《二十一世纪》 作者：高超群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主张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动，并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助长其成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这种主张深入大众，尤其是在媒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大部分官员在私下都会高度肯定这种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处理具体的行政、司法事务时，都会尽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为改良他们工作的方向。

虽然媒体与体制内官员都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未成为同盟，他们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场上却尖锐对立。这种情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并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对立，媒体对体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来知识精英的对立情绪也无法消除，只能部分缓解，而政治精英逐渐地对知识精英与媒体也丧失了政治信任。经过长期对峙，二者渐行渐远，结果是：前者丧失了影响政治的能力，后者丧失了舆论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温和国家主义派主张的官员，开始反思自己先前对于自由市场的过份信任，并努力寻求新的合法性依据，探索新的出路。主张市场改革方向的官员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指责与反对的对象，有时甚至会腹背受敌。他们无力开拓新的改革领域，却要为改革的所有问题买单。这一派别从改革伊始，就始终遭到来自体制内的质疑，因此，体制内的质疑并不能削弱他们，反倒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或许来自于民众的不信任，媒体的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主张本来就是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悖的，是为了百姓、未来中国的。而且，长期以来来自民众的道义支持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今天却遭到唾弃，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正是因为民众支持的弱化，使得他们极为现实地寻找新的支持点——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其主张与利益之间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总体来说，这种主张由于其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他们也许很快就会从改革的主导者，成为旁观者。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仍然广泛存在，甚至在权贵阶层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经过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动员力开始下降。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它未能实现组织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呈现出一幅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惨模样。

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他们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们本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纲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为民众的领袖。但他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或许在内心里，他们也在期盼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为他们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吧。他们从没有想过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于温和国家主义派的逐渐得势，这种主张从一种隐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为一个单独的派别。它的作用在于凸显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主张的内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温和国家主义派，或许因为后者是以反对派、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边界。而自由市场派似乎还没有在这个挑战者面前清醒过来，它还在用老的办法，比如指责对方反对改革，来打击对手，而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针对如何实现强大国家，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等等问题）、组织收缩（在政治上，与温和国家主义者鲜明决裂，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对改革有怨气的民众）。因此，这一派别下落的态势似乎还没有终结。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减，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