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上海的“身体”才能了解它的灵魂

2011年08月08日 08:19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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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超

历史学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城市史是其主要研究领域。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现任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研究生部主任。曾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美国《中国历史评论》主编等职。主要中英文著作有《赫德传》、《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叫街者》、《台湾的现代化和文化认同》、《一个共和国的诞生》等，其中《霓虹灯外》曾获美国城市史学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叫街者》获美国第三世界研究学会Cecil B.Currey著作奖，《一个共和国的诞生》获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最佳著作荣誉奖。并主编十六卷本《亚洲文化和习俗》丛书，在英语世界被广泛采用。

早报记者 肖婷

海外学者对上海近代史的研究至今已有逾90年的历史。近三十年来，上海史研究更是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每年都有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持续出版。在这之中，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生活在中国》最为大陆学术界及普通读者所熟悉，而历史学家、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研究生部主任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则更为海外历史学界所认同。

对象同样是1930年代的上海，一个立足于文学材料，关注霓虹灯下属于精英文化光鲜亮丽的一面，就像一个城市让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面孔”；而另一个通过社会学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法，还原霓虹灯外的城市中下阶层的日常生活，关注一个城市面孔以外的“身体”部分，被业内誉为“为写作地方史创作了一个典范”。卢汉超认为，只有将“面孔”和“身体”合为整体，才能够真正了解一个城市的灵魂。

近期，卢汉超回沪作短暂停留，早报记者在此期间对其进行了专访，谈及上海史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他心目中的近代上海，以及他与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2004年那次著名对话。

流民乞丐是另一景观

东方早报：据说你的出身在当时的上海属于中上层阶级，但你的研究里关注的却是中下层阶级。

卢汉超：可以这么说。古今中外，一般民众都喜欢谈繁华地区的生活或文化。通俗文化也在很大程度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普通老百姓心怀羡慕地看着上层社会，津津乐道。直到现在，很多人还喜欢看宫廷戏、看王室婚礼、看徐志摩的恋爱，简言之，看不属于自己的生活。

东方早报：所以一般民众还是更关注“霓虹灯下”的世界，而不是“霓虹灯外”的世界？

卢汉超：是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12世纪后日本的武士文化就是精英文化，武士是当时的精英阶级，掌权近七百年，老百姓就喜欢听他们的故事。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能剧、茶道、禅等的流行都是精英文化引导社会潮流的结果。西欧现实主义的古典小说中也有不少平民仰慕贵族生活的艺术形象，例如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虽然那时贵族已式微。可以造个词，叫做“骛高性”，来形容一般民众喜欢往上看的倾向。学术界也未能免俗，长期以来以关心上层人物和精英文化的作品居多。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人，南京路、外滩等霓虹灯灿烂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人的脸，而且还是张十分漂亮的脸。脸当然重要，也是很容易辨认的坐标，但身体其他部分也同样重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才能看到整体，看到一个城市的灵魂。这就是我研究时的出发点。

东方早报：你还选择了从游民乞丐角度研究上海，有什么独特性吗？

卢汉超：上海的乞丐和内地乞丐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上海并不是那么特殊。按照众所周知、几乎已是陈词滥调的说法，旧上海是“东方巴黎”， 是“国中之国”， 这个城市“在中国而不属于中国”。这里所强调的是上海的特殊性，虽然并不完全错误，但是此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上海和内地在文化上还是有延续性、同一性的，上海虽然西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城市。在说明文化的延续性上，乞丐现象是一个明显的佐证。比如从清朝到民国有一种受到政府鼓励的习俗，就是乞丐可以定期在城镇的商家店铺挨家挨户征收保护费，凡交了钱的店铺等可收到一张葫芦纸，上书“一应江湖兄弟不得在此乞讨”等语，使之免受其他乞丐骚扰，正常营业。在这背后是一个受到当地商会、政府默许的组织——丐帮。这种保护费其实就等于是一种税，通过这种不成文的陋规，政府把救济贫民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中产阶级。上海虽然法制相对健全，这收乞丐税办法却在这里照本宣科，而且由于上海商业发达，对于丐帮而言有更多“利润”空间，这里的乞丐还根据马路街区划分“征税”地盘。《申报》称对上海的乞丐而言，在闹市区划分乞讨地盘比当时军阀的占地为王还严格。在1930年代，上海街上每天至少有两万名职业乞丐，大多集中在闹市区，这是霓虹灯下的另一景观。

国际情结 让上海研究成为显学

东方早报：可以说，学界对于上海都市的近代研究远超过了当代研究，在近代研究中对“脸”的研究又超过了对其他方面的研究。这后面有什么共同的情绪吗？

卢汉超：是的。现在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民国时代的上海，常以1930-1940年代为代表，这一时段的研究非常热闹。说到情绪，最简单地说就是怀旧情绪。上海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不单中国人，西方人也非常痴迷上海。就学术界而言，从1990年代初到最近，美国每年都至少有两本关于晚清、民国上海的学术专著出版，而且都由一流出版社出版。我后来特意调查过，这种研究热度在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香港等同样的大都市身上都没有过。这在学术和出版经费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堪称奇迹。1990年代中期，美国曾经有学者呼吁城市研究要“beyond Shanghai”，意思是觉得上海研究做得差不多了，呼吁学界关注上海以外的城市，还为此开过学术讨论会，但到现在为止上海研究似乎还没有冷却的意思。许多西方人士对上海有一种亲切感，觉得在中国城市中这个城市与他们的关系最为紧密，最容易接近、认同。也有的是因为经历关系觉得上海亲切，比如传教士的子女，或本人出生在上海。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得以到中国来做研究，上海为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民国时期上海的材料本来就多，上海档案馆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应该是同类中最好的，图书馆也一样。

东方早报：这种怀旧情绪里是否还掺杂了某种繁华失落的情绪？

卢汉超：如果说失落感，一些在旧社会生活过的老上海也许会有一点，但那一代人已经或行将离去了。几年前我曾在哈佛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上世纪末的怀旧风是“为将来而怀旧”，后来还就此发文在加拿大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上。“文革”期间，以及“文革”以前，很多旧日的传统事物遭到批判，1980年代后才又把这些事物拉回来，怀旧也就有为改革开放张罗的意味。怀旧是打破禁忌，说1920-1940年代上海曾经有过这么现代化的“光辉时期”，这就像孔夫子那样打造了一个“吾从周”的理想时代，希望能重振昔日雄风，并超过它，这就是为将来而怀旧。现在上海在物质上的繁华程度应该是已经超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只是现在的上海创造力不如从前。当时上海许多东西是绝对领先中国，有些甚至领先世界，现在的上海模仿超过创造。现在建筑、市政方面，学得很快、也很像，但是往往形似而神不似。思想、艺术方面则过于循规蹈矩，乏善可陈。

东方早报：你认为人们对上海的认识或想象带有偏见，人们过多强调上海西化、现代化的一面，而忽视了它自身也是一个传统的潮流中心，在这里传统仍然有着很好的延续。

卢汉超：我的看法是，不要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这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上海是将之结合得比较好的城市，这在那时的石库门民居、中式西餐、男女时装、市政管理乃至文学语言等等方面都有体现。

“海派文化”随上海发展

东方早报：你还提到了“小市民”，他们和上海文化有什么关系？

卢汉超：清末民初的小说中就有“小市民”这种提法。小市民和市井之辈联系起来，有贬低的意思。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概念是从经济地位上划分的，小市民这个概念更是从文化上划分的。按照从前的阶级成分划分，城市里有资本家、小业主、职员、工人、城市贫民等，小市民基本上包括了职员和一部分工人；还有小业主，如烟杂店老板等等。概言之，工人中住在石库门的一般算是小市民，住在棚户区里的则属于城市贫民了。我认为，在上海小市民基本上指的是住在石库门里的这部分人，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是和他们居住的社区有关系的。而住在“滚地龙”式棚户区居民的就连小市民都不够资格，被称为住在“下只角”的“乡下人”。小市民对于上海文化有很大贡献，所谓海派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小市民文化，他们是一个基石。霓虹灯下和霓虹灯外在文化上是不可分割的。海派文化中上层、光鲜的一面就是南京路、外滩文化，但它的支撑其实是在里弄里面，比如海派文化中非常生动活泼的语言，都是在小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的。在小市民之上，是精英阶层，之下还有一个更草根的阶层，类似于英文中的“underclass”，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阶层。

东方早报：小市民的贬义如何体现呢？如果说它是海派文化的基石，也就是说海派文化本身含有贬义？

卢汉超：小市民通常有庸俗、市侩、受教育程度低等各种不好的含义。从前海派文化一词是相对于比较诚稳、扎实的京派文化而言的，说某人海派，并非一定是一种恭维，这个词可以包含有虚夸、善变、华而不实，甚至势利等意思，而小市民往往是势利的。最近十年，好像海派文化地位被抬高了。人们提到海派文化更多联想到积极、进取、开放的一面，这和最近一二十年上海的快速发展有关。

东方早报：所以海派文化这个词发生了转义，改变来自本身还是人们的认知？

卢汉超：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认知上大家在套用这个词。和京派一样，海派这个词最早从戏曲中来，后来转到文学领域，再后来成为一个很广义的词用以形容一种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和小市民的概念发生联系，现在又逐渐获得新的意思。小市民这个词仍然是贬义的，但海派文化这个词开始向褒义发展，它的基本点仍然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个有趣的例子，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广州的居民强烈抵制英国人入城，曾发生了很大的暴动，但在上海，人们的反应非常平静，结果英国人在城里兜了一圈，没有看中的房子，就选在外滩建立了第一个领事馆。因为在上海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客商”，包括有名的徽商、闽粤商人以及上海附近苏州等地的商人等，早在这里经商设立会馆公所多年，英国人的到来就像是再新来了一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客商而已，所以人们的反应其实是源于这里的开放风气。中国的城市中，只有上海被称为“滩”的，所谓“上海滩”；也只有上海的城名被冠以“大”字的， 所谓“大上海”。“滩”者，水边之地也，这不仅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描述，而且更是画龙点睛地道出了近代上海兴起的性质，即与外洋相连，这是“滩”的特点，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化是从海上过来的，或至少是受了海上过来的事物的刺激而发生的。结果，这种开放型的“滩”文化终于是有容乃大，“上海滩”催生了“大上海”。

“到上海去”拥有文艺与现实的距离

东方早报：如何理解“人格化的上海身份”？

卢汉超：其实指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集体人格，一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淀下来的精神状态和行事方法。我们常说有容乃大，旧上海的一个特点就是容得下不同的事物，所谓兼收并蓄，甚至来者不拒。上海以前是海边的一个小镇，主产棉花。除了自己消费使用，还需要把棉花纺纱织布，运往其他地方销售；前者是工业或手工业，后者是商业，清代上海就是因此而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已经有50万人口，其中约25万住在城里，25万住在城外。上海人的人格特征形成就要追溯到那时候，当时客商势力超过本地势力，棉织品向外运输至东北、华北、东南亚、北美等地。这时上海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号称“衣被天下”，只是这段历史因为后来更加显赫的历史而被掩盖了。所以上海的包容性自古就有。古代的方志和明清的笔记小说里常提到，上海“民风柔弱”，客商势力超过本地商人。现在看也是如此，上海人其实有些边缘化了，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前就有上海户口，在上海出生又居住了一辈子的这一批人。民国时期，上海大致80%的人口都不是出生在上海的。只是解放后，由于户口冻结，当上海居民成为一种特权，加上上海轻工业产品在全国广受欢迎和上海能在“灰蓝色的海洋”中保持一点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等等，才形成了上海人的优越感及偏见（比如觉得上海之外都是乡下）。但从历史看，上海是具有包容性的。惟其有包容性，才能发展至今日。

东方早报：“到上海去”，已经成为一个口号常出现在文学、影视等文本表述中，你怎么理解它的意义？

卢汉超：“到上海去”，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个真的口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普及。这里有文艺形象和现实生活的距离问题。那时“到上海去”更多是劳动人民阶层中的谋生方法，到上海去主要还是为了找工作机会，不是跑来享受现代文明。一个城市能够发展首先是它能够提供就业机会，之后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形成生活的便利，最后才是文化设施。这三者加起来吸引外来者。在文艺形式中，“到上海去”可能是被加以提炼，指追求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生活、一股历史潮流的意思。类似的例子还有抗战期间的“到延安去”，这个人群中有许多向往理想社会的激进青年，包括一些富家子弟。